来自 中国史故事 2019-11-25 18:54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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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史上的中国志士,史料研究相关成果的几点看法

2010年,一份名为“TRUTH”的史料在联合国日内瓦图书馆尘封近80年后,其复印件回到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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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12日,世界历史研究所“日本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张经纬研究员受国家重点委托项目《TRUTH》史料研究课题组邀请,参加了辽宁社会科学院举办的学术报告会。在了解了这个课题的相关研究成果,会上聆听了课题组成员的精彩发言后,张经纬在会上也谈了几点看法与大家交流。

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知识界;TRUTH;合作

去年,在“九一八事变”爆发85周年之际,一段尘封的往事被辽宁史学界发掘出来:有三位英国友人在事变发生后,曾冒死替中国爱国人士向国际调查团接力传递日本侵华罪证。这份侵华罪证取名为“TRUTH”,至今仍收藏在联合国日内瓦图书馆内。由于这三人的正义举动和英勇无畏,他们被学者称为“沈阳拉贝”。

用来装日本侵华材料的蓝色布兜,上面用丝线绣有“TRUTH”字样。资料图片

关于课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政治意义。他觉得课题的学术价值最重要的在于它的“唯一性”,这是一项名副其实的独一无二、填补空白的研究。《TRUTH》是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国联调查团赴沈阳之际,沈阳的九位知识精英冒着生命危险搜集、整理并最终送交国联调查团的重要资料。这份资料揭露了日本挑起九一八事变、策划伪满洲国的真相,对之后形成的国联报告书甚至二战期间同盟国的几次重要会议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份重要原始文献在联合国的日内瓦图书馆沉睡了80年,经过当年参与其中的知识精英后代的努力,于2010年复制并带回国内。辽宁社科界的学者慧眼识珠,捷足先登,率先立项进行专题研究,并最终使之成为国家社科基金的重点委托项目。以张洁研究员为首席专家的课题组,以严谨的态度研读原始史料,同时根据史料所提供的线索广求佐证,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截至目前已发表学术论文、文章、著作、报告等共20余篇,计30余万字,媒体专访及各种转摘评引数量较多,依据史料所形成的对策建议得到国家和省领导的肯定性批示及采纳,成果全面丰富,可喜可贺。课题组成员能参与这样的课题是幸运的,所有的成果都具有“唯一性”,到哪里都可以面无愧色、底气十足地说是填补空白之作。该研究课题在抗日战争研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的学术史上将会留下开山拓荒的光辉足迹。正因为这样,也就对课题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课题组的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研究成果在这个研究领域都是开山之作,将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学者介入这项研究,他们可能直接接触原始史料,也会参考课题组的研究成果。但无论哪种情况,都要求课题组梳理甄别史料慎之又慎,依据史料的推理分析也要慎之又慎。这样,课题组的成果在学术史上才能站得住脚,才会成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力作。从目前成果情况来看,张经纬研究员相信课题组成员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2010年,一份名为“TRUTH”的史料在联合国日内瓦图书馆尘封近80年后,其复印件回到国内。2013年,“《TRUTH》史料研究”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予以立项。日前,本报记者就该项目的最新成果与进展情况采访了课题组成员。

三名英国友人接力为中国人传出“真相”

编者按:“九君子”是中国十四年抗战初期战斗在辽沈地区的进步知识分子群体,也是较早站在国际联合反法西斯斗争前线的青年才俊。“九一八”事变后,他们有组织、有计划、有策略、有成效地以国际法规则和人类和平理念面向国际社会揭露和抵制日本侵略,在中国抗战史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谱写了重要篇章。本版今天刊登整版相关文章,回顾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参与下,“九君子”冒死搜集日军侵华罪证推动国际社会仲裁“九一八”事变的爱国壮举,展现其放眼天下的国际视野和舍生忘死的民族大义。

关于课题的政治意义,现有成果和课题组学者们的发言都涉及到一些。比如,《TRUTH》对国联报告书的影响、甚至对二战后期同盟国几次重要会议的影响等等,这些都是历史上的政治意义。至于对《TRUTH》史料研究的现实政治意义,虽有涉及,但还可再强调一些。不管是当时日本的政治家,还是现在的某些日本学者,他们往往首先在“谁打了第一枪”上做文章,在死伤的数量上纠缠不休。先把事件的责任推向对方,当推不掉责任、掩盖不了真相时,又把蓄意挑起的事件说成是偶然事件,说成是军部与内阁的矛盾、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等等。这个课题研究的现实政治意义就在于,它又一次证明了九一八事变不是什么偶然事件,而是甲午之后日本走上侵略扩张道路后的必然的一步。在这方面多着些笔墨,对回击当前日本右翼势力和学者就会更有意义。

九一八事变国际性的历史见证

“沈阳拉贝”的发现,是源于一份名为《TRUTH》的史料。“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不到半年时间独占了整个东北。应国民政府的请求,国际联盟派出调查团实地调查。 为了在国际社会揭露日本的侵略罪行,被称为沈阳“九君子”的9名爱国人士聚集在一起,他们中有共产党员、医生、教授、银行家,尽管身份不同,但他们却有着共同的信念: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行径。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搜集了日本侵华的第一手证据,并汇编成册取名为“TRUTH”。 辽宁社会科学院东北沦陷史研究室主任张洁说,《TRUTH》包含300多页文件、照片等,都是日军发布的命令、布告等实物。 日军封锁管控严密,要想接近调查团,比登天还难。9名爱国人士中的医生刘仲明在苦思冥想之后,想到了自己相识的一个英国人雍维林。雍维林当时是盛京施医院院长,同时担任奉天医专的法医教授,熟悉国际法。 当刘仲明向雍维林说明来意,雍维林当然明白这一义举的巨大风险。他没有退缩,而是主动为刘仲明等人出谋划策,并力荐来自北爱尔兰的倪斐德博士具体实施。 倪斐德于1897年来到中国,定居沈阳法库县45年,与国联调查团团长李顿是旧相识。按照雍维林的策划和安排,倪斐德专程到沈阳接取《TRUTH》。 拿到文件时,倪斐德感受到其中的分量,他说:如果我死了,我是为了一个伟大的事业而死! 因为文件很大,又很重要,倪斐德将其保存到英国驻沈阳总领事馆的铁柜内。国联调查团抵达沈阳后,倪斐德又给团长李顿写亲笔信,并以亲戚身份登门拜会,后巧妙安排在另一名英国人谭文纶的家里进行宴请,并成功地阻止了日本人进门探听消息。 在这次会见中,三位英国友人当场签字为“九君子”的行为和《TRUTH》的真实性进行举荐和担保。第二天,李顿从领事馆拿到了这份《TRUTH》。

被誉为“九君子”的九位志士包括盛京医科大学教授刘仲明、毕天民、于光元、张查理、李宝实、巩天民(具有“南荣〈荣毅仁〉北巩”之称的金融界精英)、邵信普、张韵泠、刘仲宜。“九君子”活跃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辽沈大地,皆属各自领域的精英。

关于“国联”及“国联调查团”的大背景及评价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已有成果和学者们的发言都涉及到。评价是客观公允的,既符合历史史实,又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吻合,更难能可贵的是提出了新观点。然而在大背景的交待上,在国联调查团的评价上,张经纬研究员觉得还有扩展深入研究的空间,还有推敲打磨的必要。比如,国联是一战结束之后、战胜国一方为巩固战后成果成立的国际组织。它在前五年为调解领土争端、缓和地区冲突发挥了一些作用,后五年进入一个稳定发展期。而在30年代后,随着世界经济大危机的爆发和大国间出现的新的势力不均衡,国联变得无所作为,总体上走向绥靖。然而在中国东北这个局部地区对日本却又表现出由绥靖转向遏制。国联变化的总体大趋势和局部地区政策为何会有这种差异?与九君子的活动存在什么样的关系?这就需要课题组对国联的大背景进行扩展延伸研究,弄清楚国联总体大趋势和对日态度转变的历史节点,弄清楚国联调查团来中国东北前后的态度有何变化,弄清楚这些问题,或可更能凸显九君子活动宏观层面的政治意义。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际联盟派出李顿调查团前往中国东北进行实地调查。为揭露日本的谎言,沈阳知识界爱国志士突破日伪军警特务严密监视,搜集整理反映九一八事变实况的材料,编辑成“TRUTH”汇编,向国联调查团上书,九位代表以生命为代价郑重签名,史学界称之为沈阳“九君子”。

“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史上的重要见证”

冒死搜集日军侵华罪证

(日本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经纬)

项目首席专家、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洁认为,“TRUTH”史料揭示了九一八事变和伪满洲国的真相,获得国际社会及舆论的支持,为学界开展国联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九君子”与国际友人合作向国际社会揭露日本侵略行径,是国际反法西斯联合斗争的开端,是中国民间抗战外交的起点,是九一八事变国际性的见证和体现。

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副会长王建学说,经过三位英国友人的辗转周旋和冒死协助,沈阳“九君子”终于按照国际法庭仲裁程序成功递交《TRUTH》,从而为《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的起草和国联仲裁提供了大量实证,国际社会对“九一八事变”和伪满洲国予以较为公正的定性。中国由此在政治上、外交上和道义上赢得了国际支持。 1933年2月,国联特别大会以42票赞成、日本1票反对通过了根据《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形成的决议。这是国际社会第一次宣布“九一八事变”真相的重要文献。 一些学者认为,雍维林、倪斐德、谭文纶三位英国友人,为“九君子”穿针引线传递日本侵略罪证,是中英两国人民联合抵制侵略、维护正义与和平的历史见证,是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史上的重要见证。 “虽然英国人的身份掩护了他们的正义举动,但在白色恐怖下这样做也是挺身涉险。”张洁说,当时日军为掩盖侵略真相,严密控制对以李顿为首的国联调查团的接触范围,如果没有三名英国人的帮助,《TRUTH》很难递交给国联调查团。

“九一八”事变使中国面临空前的国难,坚持守土抗战的“九君子”充分利用国联调查的有利时机,针对国联调查对实证的需要,冒死搜集了大量日伪当局原始的文件、公告、信函等,编辑成名为TRUTH的铁证,后经国际友人冒险辗转递交给国联调查团,系统地揭露日本侵华罪行,证明“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有预谋的侵略行为,“满洲国”是日本一手炮制的伪政权,推动了国际社会共同抵制法西斯侵略的斗争。总体上,“九君子”的救国理念、方式方法、预期目标和后续影响均体现了国际化特色。

“我国各界对于国联调查一直持否定态度,这主要是由于对国联本质的把握和国联的外交标准不切实际造成的,因而不能客观对待国联已经发挥的积极作用。”张洁认为,“九君子”国联外交在本质上是九一八事变国际性在外交环节的实际运用,他们抓住了九一八事变的国际性本质,积极利用国际局势和国际冲突推动中国的抗日救亡,把九一八事变的处理权引向国际社会,将中日间的地区性军事冲突转化为日本法西斯与世界人民追求和平愿望的冲突。纵观“TRUTH”史料搜集的目的、过程、结果和影响,都是九一八事变国际性的历史见证。

尘封80多年 一段佳话重现天日

第一,“九君子”利用国联调查这一契机展开反法西斯斗争。他们完成的TRUTH是系统、完整地记录日本侵华的图文实录,是一份最为鲜活的揭露日军侵略和日伪暴行的证据汇编,他们把日本侵略行径置于相关国际法框架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使日本在国际社会众目睽睽之下无从抵赖。第二,“九君子”充分发挥国际友人的作用,按照国际仲裁规范递交TRUTH。在雍维林院长、倪斐德博士、谭文纶教授的鼎力协助下,TRUTH得以成为国联仲裁过程中不可多得的法理性依据。中英人士的联合体现了国际力量共同捍卫人类正义的努力。第三,1933年2月24日,出席国联特别大会的44个国家在仅有日本1票反对的情况下通过了基于《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的裁决案,这是一场空前的国际表决,是真正意义的国际联合制裁。第四,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真相曝光于全世界,爱好正义与和平的国际力量更加警觉,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发展和最终战胜日本法西斯奠定了道义和舆论基础。第五,“九君子”展开国联外交的核心理念是“为了国际的和平与世界秩序的稳定,为了正义和公理”,这是符合全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的大视野和大格局,他们把“得道多助”的中国智慧运用于人类和平事业的维护。

再现辽沈地区知识分子抗战史

事情过去80多年了,学者们是如何将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复原的呢? “这也许就是缘分。”张洁说,当年在传递材料中起到核心作用的倪斐德,其后代也在追寻先辈的足迹,探访这段隐匿的历史。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后,倪斐德被迫于1942年离开中国。数十年后,他的孙子马克·奥尼尔来到中国工作,娶了一位中国妻子,在追寻祖父在中国的足迹中发现了这段秘密,为此,他还写了《闯关东的爱尔兰人》一书纪念祖父。 张洁说,正是通过这本书,她找到了马克,这段历史才得以在尘封了80多年后被完整地还原。循着历史的脉络,三位英国友人能够义无反顾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向国际社会揭露事变真相,并非一时冲动,也不是单纯友谊,而是几十年积累的对中国的热爱和对正义的坚守。 至今,倪斐德所创建的学校和医院遗址尚可追寻。倪斐德的孙子马克曾四次深入法库寻访这段历史和相关遗址。 目前,王建学、张洁等学者与马克·奥尼尔已展开合作,有关《TRUTH》的最新研究成果也被马克推介到爱尔兰和英国。 马克多次向张洁等学者表达,希望中国学者能够对这段历史进一步挖掘和研究,让这段历史被国际社会更多了解和铭记,使和平与正义的力量得到更好传递。

心怀家国 放眼世界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蓄意发动的侵华战争,而中国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张洁认为,“TRUTH”史料的再现与研究是一个还原历史的过程。辽沈地区知识分子抗战是中国抗战的一条线索,他们坚守乡土并坚持斗争的历程是长期被历史研究忽略的一项内容,有关资料重新浮出水面填补了这一空白。

“九君子”能够适时构建国际化反法西斯战线,与他们所受的教育及个人经历密不可分。

“调查团以‘TRUTH’等材料为主要依据形成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是国际社会第一次正式为九一八事变的性质作出的定论,其意义重大,实质上相当于中国知识界人士在国联外交中打了一场胜仗。”课题组成员、辽宁行政学院教授徐建源认为,历史事实证明,沈阳“九君子”编辑“TRUTH”在国际社会及舆论界起到了深远的影响,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们虽生逢乱世,但在青少年时期普遍接受了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他们大多出生在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和日俄战争年代。在青年时代,他们又先后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战乱和动荡都没有阻碍他们接受教育的步伐。巩天民从小“熟读背诵四书五经,学习孔孟之道”,刘仲明也在早期教育中就培养起“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责任意识及“和为贵”的文化理念。人类对于和平的追求是无国界的,“九君子”通过国联外交把“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传向世界。

《九一八事变读本》进课堂

“九君子”中的六位志士有欧洲留学经历,这使他们有机会同步站在世界最前沿。“九一八”事变前,刘仲明曾留学英国和丹麦;毕天民曾获英国剑桥公共卫生学和医学博士;于光元、李宝实分别是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博士和研究生;张查理、刘仲宜也都曾留学英国。留学经历使他们既能熟练运用英语,又得以接受近代以来国际社会先进的法理意识和实证思想。依据国际法构建国际秩序、保障国际安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时代特征和人心所向,“九君子”学以致用,在国联外交中充分利用了这些理念。

立项以来,课题组共发表学术文章及对策建议20余篇,多项建议被采用。其中,由张洁和辽宁省委党校教授王建学提出的“关于组织编写全国性九一八事变通俗读本并进入中小学课堂”的建议,被采纳为全国人大代表议案,提交至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2015年6月,由辽宁省委宣传部协调省财政厅、教育厅等部门对《九一八事变读本》进入课堂予以落实。读本由王建学、张洁主编,发行量达100万册,并同时以日文版和英文版向海外发行,在国际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九君子”都是基督教青年会的活跃分子,在青年会中参加一些活动、学习进步刊物,使“九君子”得以较早地受到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引领和追求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思想激励,并成为他们坚持抗日救国的重要力量源泉。巩天民等“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情操尤其赢得国际友人的敬重,为中英人士联袂展开的民间国联外交奠定了有力基础,从而率先站在国际联合反法西斯斗争的前沿。

“我们在编写读本过程中,将‘九君子’的‘国联外交’以‘不见硝烟的战场’为题在初中读本中呈现,以‘史实链接’的方式在高中读本中呈现。”王建学认为,作为从前不为人知的历史片段,能够通过辽宁省中小学教材编审委员会及辽宁省委宣传部的审阅,反映了这段历史的重要性。

“九君子”开展国际性反法西斯斗争的意义和价值

“TRUTH”史料研究和宣传的国际影响也越来越显著。“在当年‘九君子’国联外交的过程中国际友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课题组与英国友人倪斐德的孙子马克·奥尼尔建立了联系并展开合作。课题组的研究成果被马克·奥尼尔推介到爱尔兰和英国,并期待我们能把有关活动推广到更多国家。”张洁告诉记者,马克·奥尼尔与课题组成员张跃伟以英中双语撰写的文章已经发表。课题组还将继续探寻中外学者共同研究的方式和方法。

“九君子”抓住时机因势利导,他们是把“九一八”事变推向国联仲裁并取得一定胜利的重要推手,开启了我国民间团体走向世界舞台进行国际反法西斯联合斗争的先例。他们抓住日本军国主义反人道、反正义、反和平的本质,以诚信为本和不卑不亢的立场“为历史作证”。刘仲明在致国联调查团团长李顿的亲笔信中表示:“我们冒险向你们提出或是亲眼目睹的见证,或是首先了解到的有充分依据的事实。我们相信,这些事实会有助于你们清楚了解事变爆发以来发生在满洲的情况。”弱国反击强敌入侵,军力固然重要,外交手段同样不可或缺。爱国知识分子手无寸铁,但他们的作用却不逊钢铁之师。

据悉,课题组下一步将着重以“TRUTH”史料与重大历史事件的关系和影响为主要研究方向,围绕学术性、应用性、社会性、国际性,持续推进该课题。

“九君子”积极联合国际友人共同为人类和平而战,同样是反法西斯战争史上的创举。这场斗争中,国际友人的力量不可低估,他们被“九君子”热爱和平、反对侵略、坚持真理和民族正义的精神深深打动。三位英国绅士不但接受重托,妥善保管TRUTH,还甘愿冒生命危险为“九君子”签字担保并顺利完成递交,使其成为李顿调查团完成调查报告的不可多得的实证依据,进而推动了40多个国家在国联大会上一致表决。纵观其他遭受法西斯袭击的国家,波兰、苏联与美国都缺少在第一时间积极联合国际社会从世界角度维护和平的努力和实践。中国“九君子”能够及早行动,联合国际人士共同投身反战维和事业,这是国际反法西斯联合斗争史上的早期壮举,意义重大。

“九君子”展示了中国知识群体心怀天下的博大胸襟。在TRUTH英文说明书的“结论”中,“九君子”强调了三点:其一,“满洲的人口中95%以上是中国人,中国人自然要当中国人,并将永远当中国人。”这是低调而铿锵的誓言,充满民族自尊和自信。其二,“世界可能被蒙骗一时,中国人可能处于当前不利条件,但是,任何依靠武力和欺诈解决的,迟早要有祸患伴后。”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对日本也是对世界的警示之语,意在强调“多行不义必自毙”。其三,“为了世界和平与秩序,为了公平和正义,我们诚挚恳请您们关注和大公无私地研究处理当前的中日争端。”温润如玉的中国君子以慧眼直击日本侵略的深层危害是全世界和全人类,他们既为反抗日本、更为人类文明而战,因此影响深远。

“九君子”国际化抗战历程不仅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具有现实意义。他们为谋求中国独立与民族发展所具备的国际思维尤其值得当今知识分子传承和发扬。今天,中国已经培养了大批具有国际阅历和国际视野的知识分子。这种人才储备对于中国发挥世界影响、谋求国际合作、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十分必要也极为重要。新的时代,中国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与世界对接,具有国际化理念的知识分子应该有更大的担当和作为。

(作者:李学成,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TRUTH史料研究”课题组成员、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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