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中国史故事 2019-11-25 18:54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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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史采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如果不走那条路,就不会堵车了”, “如果早点起床就不会迟到”,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做出这样的假设。但是福格尔的研究是以1840—1890年的大量有关数据资料为基础,结合多种科学分析方法来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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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治中国当代史的海外同行,我与王海光教授就国内外研究历史的方法问题有过多次深入交流,有很多共同的认识。所以,读到王海光教授的《时过境未迁——中国当代史采薇》一书,我很有些会心之处。这本书包括了撷史、评史、治史三个部分,分别讲的是史料处理、史书写作和治史方法,史学的三要素都在其中了。书中有许多作者治史的经验之谈,不乏认识上的真知灼见,无论是学界的权威人士,还是有兴趣的爱好者,开卷均可获益。我在此想从两个方面谈一下这本书:一是技术层面的,即史料处理和史书写作的问题;二是方法论层面的,即史学研究的观念和方法的问题。主要是从与美国的中国史研究相对比的角度,与王海光教授进行讨论、对话。

“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意大利学者克罗齐(Benedetto Croce ,1866—1952)的这句名言常被引用,其所要表明的是,人们的历史认识受到现实社会生活的强烈影响,一切历史认识都会打上现实社会的烙印。

史学;法国;研究思路;史学研究;提议

世界历史研究所书记赵文洪研究员与迪米奇教授交谈

但学界诸多论者在引述这句话时,均将“真”字去掉而成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如:黄坤:《“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辨析》(《西安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叶帆:《历史的层次》(《人民日报》2010年3月19日,第007版);彭刚:《历史学家的境界: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谈起》(《北京日报》2013年4月27日,第019版);钱乘旦:《发生的是“过”去 写出来的是“历史”——关于“历史”是什么》(《史学月刊》2013年第3期);等等。

“如果不走那条路,就不会堵车了”,“如果早点起床就不会迟到”,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做出这样的假设。这些与实际情况相反的假设,反映了一种在心理上对于已经发生的事件进行否定并构建一种可能性假设的思维方式,也就是反事实思维(counterfactual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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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光在书中指出:“史家著述与小说家不同,必须要凭借史料说话。首先是要复原历史,以真实的历史示人,然后才是解读历史。”换言之,历史学家是通过接触和挖掘新的史料,来发现新的事实和思想。在撷史部分,共有六篇文章,其中后四篇可以分为两组,每组两篇:前一篇是宏观的历史过程叙述,后一篇则为微观的史料辨识解析。这一宏一微,足见作者的匠心独具。在不长的篇幅里,能够把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建立和沿革、反右派运动时期的民瘼与舆情、“文化大革命”的缘起和曲折、改革开放思维的形成和确立这些复杂事件的来龙去脉,梳理得清清楚楚,显示了史家举重若轻的功夫。

克罗齐所谓“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笔者见诸国内的两个中译本: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页(其所据版本为History, Its Theory and Practice,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1923);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田时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其《译后记》称:鉴于商务印书馆版的《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系据英译本译出,特根据经作者修订的意大利文版重译此著)。此外,陈铨、金重远则曾将此语译为:“每一种真正的历史都是现代史”(克罗齐:《历史和编年史》,《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4页。译自“History,Its Theory and Practice”,New York,1921)。笔者以为,引述克罗齐这句话时将其中的“真”字去掉,或有所不妥。

作为反事实思维的规范化模拟应用和人类特有的推理方式,“反事实推理”(raisonnement contrefactuel)在人们的生产生活和部分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活动中得到了广泛应用。然而,有关学者对于是否应该在史学研究中使用反事实推理却存在争议。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官网近日刊登了巴黎第一大学当代史教授皮埃尔·桑加拉韦卢(Pierre Singaravélou)的访谈,他认为,史学研究者可以通过反事实推理获得新的研究思路,但是不应任意假设。

柳博德拉格•迪米奇(Лубодраг Димич)教授

撷史篇的这些文章,首先给人的深刻印象,是作者的叙事风格:简洁明快、要言不烦,而又张弛有道、睹微知著。铺展不失对历史细节的逼真摹写,开合又有对历史人物角色特征的深度分析。粗细的区分、详略的取舍皆大有深意,使读者能够感受到创造历史的诸多合力,窥见曾被忽略的历史真相。再者,就是作者处理史料的本事了。发掘史料和解读史料,这是史家的看家本领。能够从那些陈纸旧文中,发掘出时代的历史文化信息,赋予它们史料的价值,这就是史家“化腐朽为神奇”的本领了。这种史家本领在该书中有很好的体现。书中在史料上发微的文章有三篇,分别针对反右派运动、“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三个历史时段的史料。这些史料都是独家披露的,本身就具有填补空白的价值。最难得的是作者对史料的解读,不仅具有以小见大的学术功力,而且叙述也引人入胜,让人产生一种触摸历史的感受。以《一份反“文革”的传单——〈给全体共产党员的紧急呼吁〉的解读和考辨》为例,一般来说,分析一份油印传单的内容并考证其作者,可能是一段枯燥乏味的文字。但是作者写得非常戏剧化,使读者忍不住要一口气把它读完,给人一种回到历史现场的穿越感。

克罗齐称:“人们称作或想称作‘非当代史’或‘过去史’的历史,若真是历史……则也是当代史”,“在历史著作的实际中,这一命题的正确性很容易证实,并获得丰富和清晰的例证”,而他所做的是要“改变‘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的荒谬外观”(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田时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6页)。上述所胪列之论者引述这句话时为何去掉“真”字,令人不解。笔者以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不难理解;而“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才使得这一命题具有“荒谬外观”。实际上,古往今来,社会历史思想从神意史观、英雄史观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历史著作从着力叙述帝王的征战、国家的政治与外交,到梁启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10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年鉴学派的“整体史”“社会史”,乃至“从下往上看”的历史,说明随着社会时代的发展,人们历史认识的发展趋势无疑是在不断地进步与深化,逐渐趋于“真”。正如克罗齐所言,“在历史著作的实际中,这一命题的正确性很容易证实,并获得丰富和清晰的例证”。如果引述克罗齐此语时将“真”字去掉,改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中所蕴涵着的意思就发生了重要的改变,不再是克罗齐的原意。故这样的引述是不能接受的。

反事实推理应用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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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史部分,作者评论了五本史书,其中有名家学者,也有业余作者。所评之书体裁多样:有专著,如杨奎松的《“中间地带”的革命》、张素华的《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丁龙嘉等的《康生与“赵健民冤案”》;有论文集,如林蕴晖的《国史札记:事件篇》;有回忆录,如刘丽英的《往事回首》。这些作品的时间跨度大,评论的篇幅也比较大。除上述作者外,书中还提到了沈志华、韩钢等人的著作。这些著作体现了国内史学家在中国当代史研究上的重要进展。欧美学界最重书评,作者经常是把同领域的相关作品放到一起评析,读者则可以通过书评,了解学术信息,掌握研究动态。然而,书中提到的这些研究成果,目前还没有充分介绍到海外学术界来,这是殊为可惜的事情。

西方学界对于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作如是观者不乏其人。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1892—1982)曾谈到,历史上的一些伟人,“他们的言行远远地超越了他那个时代,只是后人才认识他们的伟大”,并宣称:“我们只有根据现在,才能理解过去”(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46页)。根据卡尔所言,历史认识受到现实的影响,非但不是被迫的,而应是主动借助于现实社会的观念,不仅不是一种无奈,而且是必须随着时代发展修正以往的历史认识。法国年鉴学派的开创者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1886—1944年)亦强调现实社会状况对于认识历史的巨大影响:“人们有时说,历史是一门关于过去的科学,在我看来,这种说法很不妥当……把‘过去’这个概念作为科学的对象是荒唐可笑的。过去的某种现象,如果完全没有与当代相通的共同特征,如果未经过事先的筛选,又怎能成为有条有理的知识呢?”(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张和声、程郁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布洛赫对历史认识之当代性的强调表明,人们所认识到的历史知识,都是经过现实社会这一张筛子“筛选”过的,其于现实社会对人们的历史认识所具有的影响是持肯定态度的。

桑加拉韦卢表示,人们经常会使用反事实推理来对某一事件或行为做出评价,判断自己的行为或者选择是否正确。心理学家已经证实了这种推理方式在决策过程、情感的发生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而在19世纪中后期开始兴起的历史文学虚构作品中,各种与真实的历史不同的假设被大量使用,如今这种假设更是广泛地出现在了各种文学和影视作品里。

座谈会

王海光认为,国内历史学的研究重心已经“逐渐转向当代史方面”。这一变化,与美国中国史研究的趋向颇为契合。长期以来,美国的中国史学者主要研究1949年以前的中国历史,而把1949年后的中国,留给了政治学者。20世纪80年代后期,一些历史学者开始“打破1949界限”,把目光投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一方面,当代中国档案的逐步开放和新资料的发掘,使得中国当代史研究有了新的基础。另一方面,新的研究发现又使新的学术观点受人青睐,即中国现当代历史并未被1949年隔断,相反,它的发展过程和模式具有极大的连续性。许多新中国的社会形态、政策导向和组织设计,都可以在1949年之前的中国找到源头和先例,也可以在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海峡对岸,找到相似之处和血脉联系。美国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开始得比较早。因此学术界曾有“‘文革’发生在中国,‘文革’研究却在美国”之叹。近年来,国内学者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获得重大的进展。仅以王海光的研究与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的巨著《文化革命的起源》做一个简单比较。二者同样以1957年整风反右为起点,来探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起源。马若德以1957年中共领导人的政策分歧和权力斗争来解释“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起源,王海光则写道:“1957年,以发扬民主为宗旨的整风运动,走上进行阶级斗争的反右派运动。反右派运动的发动,标志着中共的探索发生了逆转……在这个逆向运动的尽头,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应该说,王海光的论断更加明确也更为深刻。王海光对反右派运动的研究,也不同于以往局限于知识分子范围的研究,而是将视野扩大到底层民众,看到了社会各阶层对社会主义改造的不同态度。这就拓展了我们对反右派运动起因多重性的认识。国内学者的努力,由此可见一斑。

中国学者亦有类似的认识。戴逸指出:“当前的生活经验能够使人们更深地思索过去,对历史上的功绩和失误看得更清楚,体会更深刻”(戴逸:《失去了的机会——为朱雍著〈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一书所写序言》,朱雍:《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十八世纪的外交和中国命运》,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对现实生活的体验、观察,确有助于人们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在人们认识历史的活动中,这种情况是普遍存在的。例如,以往关于孙中山的研究中,关于孙中山思想及革命活动中存在的缺陷问题,长期以来鲜有涉猎。随着改革开放以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史学研究中对前人的认识和评价更为全面、公允。茅家琦等著《孙中山评传》专设一节“经济思想、政治谋略之不足及其理论的局限”,论述孙中山“经济思想中切合国情之不足”“政治谋略之主要失误”及“理论的局限”等种种缺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23—955页),这样的评传或许更接近一个真实的孙中山。而近年来,关于抗日战争中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评价的重大变化,关于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命题的提出与确立,则是随着当代国际政治、国家关系的演变,随着海峡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以及中国国家综合实力增强和在世界政治格局中地位的提高,而对那段历史所做出的更符合历史真相的当代评价。

反事实推理在部分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研究中也受到了重视。在哲学领域,人们乐于利用反事实推理来研究因果性,大卫·休谟曾在《人类理解研究》中写道,“某一对象是另一个对象的原因”,因为“如果第一个对象不曾存在,那么第二个也就不会出现或存在”。在艺术社会学领域,学者们利用反事实推理来揭示创作艺术作品所付出的辛劳。在经济学领域,经济学家们曾利用反事实的研究方法来评估和提高经济政策的效率。20世纪末,反事实推理开始被广泛应用于国际关系研究,它为研究各种危机提供了宝贵的分析工具。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许多学者利用反事实推理证明两国对抗会带来巨大的风险,并强调偶然性因素在解决危机方面可以发挥的作用。

2014年7月23日下午,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院历史系柳博德拉格•迪米奇(Лубодраг Димич)教授与世界历史研究所学者进行学术座谈,谈塞尔维亚冷战时期的历史学发展。 迪米奇教授提出,塞尔维亚的史学在二战以后受意识形态和政治环境的影响,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战后初期,塞尔维亚和南斯拉夫的历史学家对现代史的研究主要遵从和支持南共党的官方观点,书写“真实的”过去被政治利益所取代,其结果就是偏离事实,并且缺乏批判性的史学思维。 在这个时期,南斯拉夫的社会意识和史学观念受到苏联的影响。大量苏联领导人的讲话、文章和著作被翻译出版,主题是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美国民主的伪装、进步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派的斗争、苏联的军事实力、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复兴等等,作品大都代表苏联的政策,并且对如何写现代史带有指导意义。南斯拉夫史学研究也受政治家的控制,研究专题主要包括:南斯拉夫外交政策、国际主义的任务、新南斯拉夫的“历史地位”、“国际发展”的基本问题、希腊内战、的里雅斯特危机、德国的非军事化、帝国主义本性、斯大林的个性等。这个时代的“史学影像”受南共党和党的领导人的观点的影响,历史学家只是描述、印证和重复已经得出的“结论”和评价。铁托和南共党的领导人的政治讲话、报告和著作是唯一的历史资料,其他文献资料没有开放。 第二个阶段是1948年到60年代初。1948年爆发的苏南冲突彻底改变了塞尔维亚的史学形势,开始强调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一方面要批判地重新审视现实,另一方面严格的审查制度又限制了表达观点的自由,引起“大恐怖”。1948年5月到6月间,铁托在南共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和会议决议,为未来十年的南斯拉夫史学的发展制订了框架,提出要研究当代史,特别是共产党的历史、二战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为此,开始收集和保存历史资料、制作档案、建立研究机构和历史学家协会。 迪米奇教授说,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南斯拉夫开始了与苏联和解的进程,同时也加强了与第三世界的合作,这些政治过程都反映在塞尔维亚的史学中。塞尔维亚史学摆脱了苏联意识形态的影响,国内学者出版的书籍和发表的文章也超过了苏联作品的翻译,还首次在西方翻译出版了书籍。不过对当代史的解释仍是以意识形态为主导,最直接的服务于国家外交政策的宣传。 这个时期的研究主题主要有: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国家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作用、劳工运动的发展、朝鲜战争、中东问题、非洲、第三世界国家和越南的政治变化等等。 第三个阶段是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南共改变以往对待科学与艺术的官僚主义态度,体现在历史学发展上的变化: 取代党的干部,在史学研究上,年轻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一代历史学家有了发展的机会; 对研究者开放档案; 建立科研所; 在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院本科和研究生课程中,开始开设现代史和南斯拉夫历史的讲座。 研究专题有:欧洲的统一、南斯拉夫与美国的关系、不结盟运动、集体安全、苏共二十大后苏联的非斯大林化过程等。但在南斯拉夫,迪米奇说,作为“科学”,当代史研究仍未摆脱政治和意识形态,许多作家、记者和历史学家通过撰写与政治事件密切相关的文章和著作来获得名誉和社会地位,在他们的作品中通常都是由知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来撰写前言,是科学与政治精英的结合。 迪米奇说,20世纪70年代,南斯拉夫的历史学研究主题更为多元化,党对历史学家工作的控制逐渐削弱,研究所不再为国家的宣传服务,历史学家主要依据档案做研究,不再带有特殊的“意识形态色彩”。 第四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迪米奇指出有几件大事引起的政治形势的变化影响到塞尔维亚史学的发展:铁托的逝世、冷战的结束以及南斯拉夫整个国家陷入深刻的危机最后导致联邦国家的解体。这个时期历史研究的主题更加丰富,人们不仅仅是重构过去的历史事件,更加注重理解历史的进程。南斯拉夫的解体使得共同的历史记忆消失了,对社会主义时期南斯拉夫历史的认识受到历史修正主义的影响,新的政治精英赞赏的是“选择性的记忆”和“有组织的忘却”,要人们忘记南斯拉夫在冷战时期的地位和所起的重要作用,这是一种激进的、受政治驱动的、非科学的历史观,迪米奇评论道。 新的一代塞尔维亚历史学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对复杂的冷战时期的种种问题:势力范围的政策、以集团利益分裂的世界、军备竞赛、反殖民起义和革命等等都需要更为深入、更为严谨的解释,而不仅仅是出于政策和宣传的目的来提供答案。因此历史学家再次转向历史资料,对国内、国际的档案进行研究,批判性地重评整个历史遗产。

当然,此中的问题也并非如此简单。李剑鸣将克罗齐此言称为“克罗齐命题”(李剑鸣:《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并且认为,“克罗齐关于‘一切历史’的‘当代性’的论述,确实是对史学的一种富于洞见的观察……但这并不等于说,现实对史学的一切要求和影响都是正当的”(李剑鸣:《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07页),而提出了这个问题的另一个方面。

反事实推理有助研究

(俄罗斯东欧史研究室李锐供稿)

王海光在治史部分,讨论了史学方法论和中国史学研究发展的问题,这是我最感兴趣的内容。依我看来,他的一些论点可以和海外中国史的研究范式沿革,进行一些有趣的比较和讨论。

王立新亦认为:“现实对美国史研究的介入无疑有其积极意义……在美国历史上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上,都出现了从正统解释、修正解释、后修正解释到新综合解释的演变等。通过对美国历史不断重新书写,过去被忽视群体的经历得以呈现,被淹没的声音开始被倾听,女性、底层民众、边缘群体和少数族裔对美国历史的贡献得到承认。这样的历史书写不仅赋予美国史学以旺盛的生命力,而且也符合民主政治和史学正义的要求”。但其同时认为美国历史学家过度的现实关怀(present-mindedness)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其首要一点为“研究者放弃了中立立场和对客观性的追求,试图操纵过去以满足现在的需要,利用历史书写来争取群体利益和促进政治议程,导致历史研究中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泛滥,历史书写沦为身份政治和政党政治的工具,这样的研究越多,离历史的真相越远”((王立新:《要现实关怀,但不要现时主义——李剑鸣教授〈“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读后感》,[EB/OL].

然而,在史学研究领域,许多学者对反事实推理采取回避态度。他们认为,一旦在历史研究中加入了想象,将会危及历史学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然而,巴黎第十三大学当代史讲师康坦·德吕埃莫(Quentin Deluermoz)对本报记者表示,许多历史学家都使用过反事实推理的方法。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其著作《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和地中海地区》(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époque de Philippe II)中,就多次较为含蓄地使用了反事实推理。

60年代,美国政府和高校科研单位,把中国问题研究列入了战略研究领域,因此吸引了许多年轻的学生学者,把目光和精力投向中国的政治、历史和语言文化。早期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美国学者,多采用以费正清(John Fairbank)和列文森(Joseph Levinson)为代表的哈佛学派建立的“冲击—反应”研究范式,把中国近现代史描绘为“西方影响的冲击与中国应对反应”的互动过程。

以笔者陋见,现实社会对史学的“要求和影响”,虽然肯定不“都是正当的”,但却是难以摆脱的,因为史学家作为现实社会中活生生的人,无力、无法拒绝“当代”的影响,这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过的,人无法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论“第三种人”》《南腔北调集》《鲁迅全集》第5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36页)。这个问题的答案,说到底恐怕还是要从“克罗齐命题”本身中去寻找。即以美国史的研究为例,如前所述,正是由于现实对美国史研究的介入,“带来美国史学的空前繁荣……在美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重大问题上,都出现了从正统解释、修正解释、后修正解释到新综合解释的演变……”这太好了!若仅仅如此,没有任何问题了,都“真”了,“真”到此为止了,那下一个“当代”的历史学家还有什么事情可做呢?难道“当代”的史学家们就真是“真”得不肯给后来的同行们留下一些什么可继续做的事情吗?

圭亚那历史学家沃尔特·罗德尼(Walter Rodney)曾在他的著作《欧洲如何使非洲不发达》(How Europe Underdeveloped Africa)中通过反事实假设,探讨了历史上外部力量的介入对非洲发展的影响。法国历史学家莫娜·欧祖弗(Mona Ozouf)也曾在其研究成果中利用反事实推理的方法,分析了法国大革命期间,如果人们没有抓住出逃的路易十六会带来怎样的影响,进而说明了这一事件的重要性。

新一代的学者开始批评传统的“冲击—反应”研究范式。80年代起,科文(Paul Cohen)、周锡瑞(Joseph Esherick)等学者,批评这一范式忽略了中国社会变化的内因。他们提出“中国中心取向”的研究范式,试图来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自身韵律。“中国中心取向”的史学研究,纠正了以往过分强调苏俄对中共的影响和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的倾向,注重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革命胜利的关系。这一代的历史学家,对共产党的宣传动员机制、农民民族主义、社会改造项目(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等题目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影响现在依然存在。

其实,古往今来,每个时代的人只能做“当代”能做的事情,解决“当代”能解决的问题。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还要延续,还有下一个“当代”,史学家们就会不断地对过往的历史作出新的、“当代”的、“真”的解释。之后,人们又将意识到历史书写中存在或出现的新的问题了,又不“真”了,怎么办?这个任务自有下一个“当代”来完成。还是卡尔说得好:“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跟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卡尔:《历史是什么?》第115页)。

此外,为了检验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否果真加快了英国人口衰退期的到来,历史学家杰伊·温特尔(Jay Winter)分析了英国人口发展曲线,并假设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未发生。他的研究显示,无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与否,英国的人口注定会开始减少。

美国研究中国的学术范式是持续变化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柯比(William Kirby)和柯文(Paul Cohen)提出“打破1949界限”。他们认为,1949年并没有割断中国历史,而是接续了中国近现代改革和革命交替的历史轨迹。随着一些重要著作的问世,以往认为革命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主流的“革命范式”,被“现代化范式”所取代。“现代化范式”认为,现代化才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历史发展主流,只是数次被战争和革命暂时打断。与此同时,“中国中心取向”也被批评为孤立主义的研究范式,因为它把中国描绘成“孤立于世界之外的另外一个世界”。新的研究范式回应了当今世界的全球化趋势,因此被称之为“世界导向范式”。它鼓励人们重新认识中国的洋务运动、“通商”城市、租界文化和国际联系,主张中国史的研究应该超越中国的自然地理边界。这也是即将面世的新版《剑桥中国近现代史》(Kenneth Pomeranz等主编)的基本框架。与此同时,以政府行为为中心的传统外交史和以单一国家为单位的传统比较史学,日渐式微,而研究跨国、跨洲、跨地区的人群、商品、知识、思想的交流和互动的新范式,如跨国研究(Transnational Studies)、跨文化研究(Transcultural Studies)和公众外交(Public Diplomacy)等,日渐兴起。

絮叨至此,不知是否将“真”字的必要和漏掉之不当说清楚了。但笔者也不得不指出,即使是此著意大利文版的译者,虽然在此译著中将克罗齐的这句话译为“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但其在译著的《丛书总序》及《译后记》中数次提及这句话时,也无一不将其引述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而不要那个“真”字。如此,他人将“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引述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或许也就无须过多指摘了。

以已知事实为推理基础

史学研究范式的每一次变化,都是回应当时的重大学术关切和公众关切,以求重新认识和阐述历史。“现代化范式”和“世界导向范式”的出现,与苏联东欧的政治巨变、“革命话语”的衰落,以及全球化迅速发展密切相关。在中国,则是与“以阶级斗争为纲”被摒弃、中国走入全球化的世界体系,以及改革开放的发展分不开的。王海光在书中梳理的从革命史观,到现代化史观、民族主义史观,再到人文主义史观的变化,正反映了这一时代变迁。当然,范式的改变还与学术条件有关。学术环境的改善,使得历史学家可以接触和挖掘新的史料,发现新的事实和研究路径。近年来,前苏联国家档案的一度全面开放、中国官方和民间档案的逐步开放、口述史的搜集整理,以及其他历史资料的问世,使得中美学者在不同程度上,得以窥见更多的颇具兴味的历史细节。这在王海光书中有比较详细的论述,这里不再赘言。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同样承认真理的相对性,认为“真理是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在科学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6页),“整个人类历史还多么年轻,硬说我们现在的观点具有某种绝对的意义,那是多么可笑”(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6页)。但是,根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真实的,也是客观的,过去发生过的历史事实是独立于人们的主观意识的一种客观存在,所以,“在自然界和历史的每一科学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8页),“必须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页)。所以“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克罗齐命题中所蕴含着的历史认识论方面的合理性虽然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西方学界的历史相对主义,在阐明了人们认识历史真相过程中存在着巨大困难这一事实之后,进而否认历史真相的客观性,这就走过头了,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

德吕埃莫表示,使用反事实推理的方法可以帮助史学研究人员开阔思路、避免线性记述,此外,这类研究的成果还可以为曾受压迫的人们提供一种有效的道德工具。例如,当人们针对西方的殖民活动和奴隶贸易所造成的损害追讨损失时,学者们可以利用自己专业的分析和测算,假设如果奴隶获得了正常的报酬,他们后代的生活将会如何,并可以描绘出一个“正常发展”的、没有被殖民入侵打断的非洲,从而为相关的追索活动提供支持。但是对这种推理方法的运用应当谨慎,科学研究不可任意假设。

再回到美国中国史研究范式的问题上来。实际上,一种史学范式指导下的研究,也并不是仅仅关注一种历史现象。致力于“冲击—反应”研究的学者,曾对中国的儒教进行过深刻的分析;主张“中国中心取向”范式的学者,也曾详尽地讨论过“西学东渐”的过程。新范式出现的意义在于,它开拓新的研究视角,引发新的学术热点,使以往不被重视的历史侧面成为新的显学。这与王海光讲的史观问题不尽相同。他所讲的史观变化,具有推陈出新的意思。但美国中国学研究范式的更替,并不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全盘否定。新范式并不能宣判旧范式的死刑,只是丰富了学术话语,开拓了研究路径,增加了知识的积累。

桑加拉韦卢表示,历史学家们不信任反事实推理,是因为它似乎违反了历史学科的规则,那些建立在简单生硬的因果性上的反事实描述会带来许多问题。因此,当史学研究者进行反事实推理时,应该避免采用决定论的方式,做出类似于“如果希特勒不曾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就不会发生”这样机械的假设和推论。

王海光论中国当代史的发展,强调实证研究、个案研究,强调发掘细节、恢复历史现场。重视细节是重构历史的基本要求。在讨论历史研究“粗与细”的问题上,王海光强调政治家的策略和史学家研究方法的区别,指出:“宜粗不宜细是政治,宜细不宜粗是史学”。这与西方学者认定的“细微之处见真知”的治史思想颇为契合。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但是,胜利者书写的历史,会带来很多弊病,诸如自吹自擂、眼空无物、大而化之、文过饰非、为尊者讳等等。此种弊病,最终会损害历史的真实性和史书的公信力。中国旧史学最为人诟病的,就是官方著史的这些弊病,满篇充斥帝王将相,看不到民众活动。自上世纪初,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梁启超等人力倡新史学,对旧史多有批评。这个新旧转换的过程现在还在继续。王海光的研究强调细节,关注民间视角,无疑是继承了新史学的传统。在眼睛向下方面,西方史学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马赛大学教授皮埃尔·利韦(Pierre Livet)则以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W. Fogel)的著作《铁路与美国的经济增长:计量经济史论文集》为例说明,即使是反事实推理也应该以已知事实为基础,不能出自主观任意假设。他表示,虽然为了评估铁路建设对美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福格尔曾假设美国没有铁路,一直依靠其他交通运输方式,例如水路运输,并最终得出当时的铁路建设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并没有想象中深远的结论。但是福格尔的研究是以1840—1890年的大量有关数据资料为基础,结合多种科学分析方法来进行的。

美国的史学著作,绝大多数是实证研究、个案研究,因此包含了大量的细节描述和解说。这种研究是否有片面性?中国古代有“瞎子摸象”的寓言,嘲笑那些“一叶障目,不见树林”的认识者。但实际上,所有的认识和研究,都如同“瞎子摸象”一般从局部开始,并受限于人类自身的或科学的工具。即便是用宏观的方法,截取大象的整体轮廓,也只是认识了大象的一个外观局部。只有积累大量细小的微观知识,才能达成较深入较全面的认识。在史学研究上,诸多局部研究的汇合,才是信史良史的长河。当然,并非所有的细节都有史学意义。简单的事实认定和史料挖掘,还不是历史,而只能被称之为“史料汇编”。史学家必须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这些材料为何重要?这些材料可以告诉读者什么样的“故事”?这个“故事”能否帮助我们看到新的历史,或者对已知的历史获得新的理解?史学家以此种心态研究历史材料,寻求答案,才能“微言大义”,使挖掘的细节获得认识论的价值。如王海光书中提到的孔飞力(Philip Kuhn)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从乾隆镇压江湖术士切入,揭示了被许多历史学家忽视的、中国历代王朝的棘手问题——帝王与官僚集团的矛盾冲突。孔飞力不是在讨论大清盛世被何种妖风搅得天昏地暗,也并非在问“既为盛世,何以会妖术横行?”他揭示的是,乾隆皇帝“小题大做”,把鬼魅迷信活动的“非事件”,变成关系到王朝兴亡的政治“事件”,以此来打击地方官吏,巩固帝王集权,并且防止彪悍的满族征服者被江南精美奢华的文化腐蚀。书中的细节描写,有助于读者理解清代皇帝的“驭臣之术”和官僚体系的强大运作机制。乾隆皇帝整治“叫魂”事件,以失败告终。它可能使人思考:皇帝是否总是最有权势之人?是否也有政令难出紫禁城的可能?官僚是皇帝的辅佐,是否也可能成为皇帝的“政敌”?帝王和官僚何时生死相搏,何时达成妥协?《叫魂》给人的启发和联想,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的中国现当代高层政治和大众政治。

近年来,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与国内史学研究走向很相似,都对中国社会的各个侧面和细小分支,诸如商业、消费、娱乐、城市化、印刷文化、现代设施、新兴职业发展等,倾注了巨大的热情。这正符合“现代化范式”和“世界导向范式”的要求。但是,这些经济社会文化现象,离不开中国政治发展(包括战争、革命和政治运动)的大背景。对于中国现代史重大事件和课题的研究并未终结。在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暨历史学家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始终坚持研究中国的工人、工人运动和工人地位问题。这个数十年如一日的研究课题,似乎了无新意。但实际上,她在中国社会的性质、结构、冲突等基本问题研究上不断有新的建树,对目前美国研究中国社会和城市问题产生持续影响。在中国,如王海光教授的著作所显示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重新发现、重新阐述和深入探讨的工作,现在变得更加重要和迫切。这些研究工作,正是认识今日中国各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现象的基础和前提。在这个意义上讲,当代中国史学家的责任和贡献,莫大于此。

人们对一部历史著作和一段历史本身,常常会有不同的解读。王海光教授的论史,立论鲜明而不陷偏激,叙述平和而不失生动,表现了对中国良史传统的把握:“不因憎而增其恶,不因爱而溢其美”。他对其他学者的著作,不仅有中肯的评介,也贡献了自己的见解和分析。他和这些学者的对话,当然可以建立一些权威性的论点和共识,但更重要的是,这些对话,又能推动历史探讨的继续深入。

中美两国,相隔万里,彼此的语言不同,学术语境颇异,但是双方学者对中国重大的历史文化和学术问题抱有同样的关切。国内学者的重要著作,总能引起海外学界的关注,正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我确信,《时过境未迁——中国当代史采薇》是中国当代史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它的出版,对于海外中国学的研究,也会有积极的影响和促进。

(本文作者美国马里兰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大学公园市MD20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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