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历史大战 2019-11-25 18:54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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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拓宽屯堡文化研究视野,贵州屯堡

屯堡文化是黔中等地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现象。2018年,中国明史学会屯堡研究分会成立,并在贵州安顺举行了首届明代屯堡国际学术研讨会。与屯堡文化研究相关的各级课题相继立项,将屯堡文化研究推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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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我们面前的这本《建构与生成屯堡文化及地戏形态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朱伟华教授等著)把屯堡文化作为考察与研究的重心,对众说纷纭的屯堡文化现象(以及其最富标识性的地戏)得以形成并保存至今的原因,以及其建构的过程、性质、特征等等,提出了新的、富有学理性的阐释,在让人耳目一新的同时,也为今天的乡村文化重建,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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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堡文化是黔中等地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现象。近年来,屯堡文化研究持续走向深入,经过前期的学术积累,取得了一些重要新进展。2018年,中国明史学会屯堡研究分会成立,并在贵州安顺举行了首届明代屯堡国际学术研讨会。与屯堡文化研究相关的各级课题相继立项,将屯堡文化研究推上新台阶。

《建构与生成屯堡文化及地戏形态研究》

  正如本书导言所说,屯堡文化研究早在1980年即已开始。本土的文化学者在这方面作了许多开创性的田野调查与研究工作。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全球化与地方性的紧张、冲突成为学界广泛关注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屯堡文化现象,也为一些海外、省外及台湾学者所注目,作了相关的研究。应该说,本书的考察与研究,正是在已有的将近20年的研究积累基础上进行的,对已有的研究成果,既有广泛的吸取,又有了更深入的开掘,以及不少方面的新阐发,新突破。

导读

打通屯堡与卫所研究

作者:朱伟华

  比如,在以往的屯堡研究中,有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屯堡文化是一种移民文化,自当年由屯军兵士及其他移民带入贵州后,就一直稳定不变,是江南汉民族文化较完整的一次平移,具有超强的稳定性。而地戏作为屯堡文化的一个载体和符号,也是由早已存在于江南地区的军傩演变而来。在这样的观照下,屯堡人长期被看成化外之民,这种地域文化被看成是封闭环境带来的遗存现象,屯堡文化被看成是保持了600年的明代汉文化遗韵。坦白地说,这大概也是我原先的屯堡印象。但本文的作者,经过他们的独立研究,却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就生存的地理环境而言,屯堡人身处农业生产条件较为优越的山区坝子,交通便利,开放度大,并不闭塞、边缘,边缘的只是他们的身份与处境;更重要的是,这个群族并非如人们所想象的由于天高皇帝远而遗世独居,也不是心远地自偏地自外于历史变迁,相反,我们今天看到的一切,是他们积极应对变化了的生存环境的产物。整个屯堡社区不是一块保存完好的异域飞地,而是他们重建的故土家园;屯堡文化也不是一种足资见证历史遗迹的单纯移民文化,而是一种丰富复杂的生成性、建构性族群文化。也就是说,屯堡文化在形成过程中有明显的文化增容和文化重组。地戏的形成即是一个典型例证:它并非简单的移植,而是在移民带来的形式碎片基础上,在本地的合成,是一个新的重构和创造。这样的新的认识,或许会引起不同意见的争论,但在我看来,这是在广泛的田野调查与相关文献的细致考察基础上,经过周密的思考和论证所得出的结论,是言之成理的,至少可以成为一家之言。我由此而体会到认识脚下的土地的不易,要真正认识与把握一个地方的文化,确实需要下苦工夫,这是一个不断研究,辩驳,反复探讨的长期积累的历史过程。我们现在对屯堡文化的研究,包括本书所做的工作,也只是一个开始。但每一次认真、严肃的研究、探讨,都会有自己的贡献,成为认识过程中的一木一石。在我看来,本书研究的上述结论,强调屯堡人积极应对变化了的生存环境的主动性,创造力,以及屯堡文化所具有的建构性特征,对屯堡文化及屯堡人精神的研究,无疑是一个新的开拓,有着重要的意义,并极具启发性。

贵州屯堡,从族群到文化,本是明初出于军事和政治原因,从中原移来的一枝一叶,然而由于到贵州后便遗世独立,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到了中原已经不舍昼夜地流逝600多年后,相对封闭独立的贵州屯堡及其文化,反倒成了明朝的活化石。书写这600多年独特的一脉历史,我们从中会得到独特的领会和感悟:关于历史,关于人生,关于变革,关于保守,关于大浪淘沙,关于遗世独立……这些主题都会乱麻一般在脑海纠缠,给人无尽的人世况味。

卫所是明清军民二元社会建构、延续和消解的主体性力量。屯堡作为明代卫所制度落实于基层社会的产物,以聚落的形态存在,并分为九边沿线、东南沿海和西南边陲等数种类型。学界提出的晋北屯堡、辽东屯堡、长城沿线军堡、防倭寨堡、内地屯堡、河西走廊屯堡、黔东南屯堡,大体都是卫所将其所辖人口、土地与军事防御功能融入基层社会,并最终以聚落形态呈现的产物。

基本信息

  而本书的一些深入研究所作出的描述与概括,也许更值得注意,也是我更感兴趣的,它们大大加深了我和读者对屯堡文化的认识


中国明史学会屯堡研究分会会长王芳恒认为,由于屯堡具有基层社会实践属性,故历明而清,当卫所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之后,屯堡作为一种族群或地域文化现象,仍在地方社会的动态建构中绵延至今。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页码:380 页出版日期:2008年ISBN:7563376283/9787563376285条形码:9787563376285版本:1版装帧:平装开本:32中文:中文

  一、从作为历史开端的明代征南战争的移民,到屯堡社区、屯堡文化的成型,是一个历史流变的过程,并有其外在条件和内在动力。作为原初移民的屯堡人居住区始终存在两大困境:与外围少数民族原住民地区潜在的紧张关系;来自和安顺城市发展同步的后移民集团的压力。这样的双重困境,发展到清代,就使得曾经是正统、主流,以征服者、中央军自居的屯军后代,逐渐边缘化,身份地位的衰落与族群整体的被排斥,造成了心理上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只能选择对自己文化的固守。屯堡文化正是在和周围少数民族与后汉族移民的文化互动与博弈中逐渐形成与保留下来的。屯堡人的称谓出现在清朝中期,正是屯堡文化成型的一个标志。

一、屯堡的缘起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卫所与屯堡研究相疏离乃至彼此阻隔的现象一直存在。学者表示,这主要表现为卫所研究者擅于梳理卫所的明清历史,而未能考查其在基层社会的衍变过程;屯堡研究者长于屯堡族群与屯堡文化的当代考察,而昧于辨章其在明清的源流。学界近年来对卫所基层社会——屯堡加以关注,拓展了屯堡研究的外延和内涵。学界尝试着将卫所的制度设计与屯堡的基层实践结合起来加以研究,使得打通卫所与屯堡研究成为可能,而“屯堡学”的建构也因此有了更为深广的学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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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与费孝通所描述的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社会组织原则的农村社会形态不同,屯堡社会是以地缘、血缘为纽带,形成以核心家庭作为社会结构的基本细胞,并通过族群内部通婚制度,靠姻亲关系建立准血缘的普遍关联,又以村落内部民间组织自发形成的社区公共空间的建构,弥补核心家庭社会功能的缺陷,由此而形成了稳定的社会结构。而屯田体制长期延续所形成的制度化保障,更使地主经济发展受阻,私有经济的大兼并难以繁殖,这就强化了村落内家庭经济的依赖与互助,导致了经济水平的均质化,以及对公共资源的共同占有,共同享受的平等观念,以及整齐划一的建筑、服饰、饮食等物态文化结构。

开疆拓土,守土有责,是历代帝王的军魂。朱元璋也不例外。朱元璋北伐中原,结束蒙元统治,丢失400多年的燕云十六州也被收回。然而,朱明王朝的疆域并不辽阔,无法与称雄一时的元朝相比,较之汉唐也见绌。明朝鼎盛的永乐时期,国土面积约710万平方公里,汉朝盛时1050万平方公里,唐朝盛时1240万平方公里。

天津师范大学教授肖立军认为,可以基于卫所的军事与屯田职能,将卫所与屯所进行区分。“卫所”与“屯所”相兼而设的制度安排,内在地凸显出“卫所改为州县、屯所融入里甲村社”的趋势。这种区分比较“卫所”与“屯所”的思路,对于打通卫所与屯堡研究很有启迪意义。

应该说,朱伟华做的这个课题,在当前的流行风气之下,一不留神就会滑到文化民族主义的泥坑里去。但令人高兴的是,她走在正路上。在我们领略了她的史的考证之科学性、真实性和论的辨析之逻辑性、合理性的同时,我们还看到了她鲜明的文化批判精神。在全书最后,她对屯堡文化的性质、意义与局限,有精彩的分析。我特别喜欢她对屯堡人文化心态的那一段描述,这样的文化意念的提炼和文化精神的概括,真是令人拍案叫绝!这样的提炼和概括,具有极大的创造性,以其巨大的张力,引发我们对种种文化现象进行批判和反思。

  

明初,元帝北狩,占据北方;东北是女真族的地盘;西北是东察合台汗国;盘踞西南的是效忠元朝的梁王以及众多部落。贵州安顺,元末曾属占据四川和重庆的明玉珍所建立的大夏国。

深化屯堡移民研究

南京大学教授 董 健

朱元璋开疆拓土,除了北伐之外还想西征,把西南地区纳入中央版图。

在以明代军事史视野考察屯堡的同时,学者加强了对屯堡物态遗存的研究。

本书把屯堡文化作为考察与研究的重心,对众说纷纭的屯堡文化现象(以及其最富标识性的地戏)得以形成并保存至今的原因,以及其建构的过程、性质、特征等等,提出了新的、富有学理性的阐释,在让人耳目一新的同时,也为今天的乡村文化重建,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元朝时,中央政府在全国设立行中书省,这是我国设省的初始。那时贵州并没有建省,贵州的地盘分属邻近的四川行省、云南行省、广西行省和湖广行省。朱元璋胸怀韬略,深谋远虑,修建了一条从东到西的驿道,成为中原通往贵州和云南的大动脉。

天津大学教授张玉坤等学者在考察研究明长城沿线军堡的层次体系与空间分布后,将明代屯堡聚落分为西南边陲、东部沿海和北部边疆这三大类型。他们认为,北部边疆的长城军事聚落在“都司卫所”制度下,具有等级分明的层次体系,并形成了“横向分段、纵向分层”的空间布局。

北京大学教授 钱理群

洪武十四年,为除掉心腹之患——据守云南的元朝残部梁王把匝纳瓦尔密。朱元璋命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蓝玉、沐英为副将军,统率步兵、骑兵30万讨伐云南。抵湖广后,明军兵分两路:一路由胡海率5万人,经由四川永宁向乌撒前进;一路由傅友德带领,从湖南沅州、辰州直驱贵州,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下一个至关重要的战略要地——黔中普定,即今日安顺。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学者周政旭集中探析了明代黔中卫所屯堡的空间分布与形制。他认为,黔中屯堡聚落形态与聚落的管理层级、形成时间等因素密切相关。哈尔滨师范大学教授周喜峰认为,明末辽东屯堡的层级次于卫所城,但高于墩台,属于军事防御体系的组成部分。

内容简介

作为兵家必争之地,安顺“襟带楚粤,控制滇蜀,地踞省城上游,为滇南孔道,真腹地中之雄郡也”。安顺处于联接中原与云贵的交通线上,乃进出云南门户之咽喉。当梁王失去作为屏藩的安顺,驻守在云南东大门曲靖的元军已然无险可守。

在屯堡文化研究中,移民研究向来受到关注。学者认为,明初卫所以军事移民为主,兼及非军事移民。相关研究涉及明初军事移民与边疆经略、汉族边疆移民的在地化发展,及其族群互动、移民政策的实践逻辑和民间表征符号等问题。

本书研究历经六百余年形成的具有唯一性的屯堡文化现象。全书以开阔的视野,从全新的角度,在深入的田野调查和丰富的实证材料基础上,将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戏剧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整合在叙事学框架中,对屯堡文本进行深入解读,呈现全幅式景观,首次从学理层面完整系统地诠释了屯堡文化的建构与生成,重释了屯堡文化核心组成部分地戏的起源、性质及功能,得出令人耳目一新极具原创性的结论;通过这一特殊文化个案的解析,提供一种超越地域局限具有普适价值的研究范例。

明军11月下普定,12月进入云南曲靖。在南盘江的一条支流白石江畔,决定云南前途的关键一战,明军完胜。绝望的梁王和部分臣属跳入滇池,自杀身亡。

对于卫所移民的在地化发展及其导致的族群现象,学者进行了深入探索。贵州师范大学教授石峰提出了“边汉社会”理论概念。他认为,黔中屯堡所代表的“族—会”型汉人乡村是“边汉社会”的类型之一。“边汉社会”概念的提出,有助于在边疆民族研究中改变“少数民族”的单一视角,从而对边疆社会的动态建构过程作出更为全面深刻的解读。安顺学院屯堡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吕燕平分析了苗岭走廊的明代屯军后裔族群。他认为,在明朝贵州军政措施影响下,族群的迁徙、互动、融合颇为频繁。安顺屯堡人等明代屯军后裔族群为“苗岭走廊”研究提供了丰富案例。

作者简介

为防止梁王残部反抗,洪武十四年,朱元璋决定设置贵州卫所,开始设立屯堡,以百户为屯,千户为堡。以军屯为主,控扼交通要道,保证驿路畅通,永保西南太平。洪武十五年正月初七,命平凉侯费聚、汝南侯梅思祖组建贵州都指挥使司。在贵州境内建普安卫、普定卫、水西卫。

作者简介

朱伟华,江苏无锡人,1954年生。北京大学文学硕士,南京大学戏剧学博士。现任贵州师范大学教授,文学•教育与文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文学院副院长。硕士生导师、兼职博士生导师,省管专家。主持两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戏剧艺术》等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获中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贵州省哲社优秀成果一等奖、贵州省政府文艺理论一等奖。获全国优秀教师、贵州省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等称号。

何谓“卫所”?据《明史·兵志》:“明以武功定天下,革元旧制,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大率5600人为卫,1200人为千户所。所设总旗2,小旗10,大小联比以成军……其军皆世籍,此其大略也。”

姓名:曾江 孟凡松 工作单位:

目录

屯兵戍守,令士兵开垦田地,就地屯种,军粮自给。移民之屯田、屯商,免三年租税。这种屯兵制度,不仅巩固中央军事布防,还能缓解中原地区人口密集、耕地不足,边远地区地广人稀、劳力不足之困。

序一 董健序二 屯堡文化研究与乡村文化重建 钱理群

密集的卫所设置,迅速改变了贵州的政治形势。

第一章 导言:新视野下的屯堡文化研究第一节 屯堡文化及地戏研究成果概述第二节 问题意识与研究目标预设

高峰时期,贵州“寓兵于农”的卫所设置到二十九卫,为西南各省之冠(四川地域辽阔,只设十七卫;云南为边陲重地,辖地亦广,也只设二十卫)。大大小小的军事据点分布贵州,明朝在贵州的布兵可谓用到极处。

第二章 黔中屯堡文化生成背景第一节 征南战争的发动第二节 明代之前的贵州第三节 明朝初年政府对贵州的经营第四节 黔中屯堡雏形考察第五节 时空流变中的建构

以卫所、屯耕为先导,局面稳步打开。贵州《安顺府志·风俗志》载:“屯军堡子,皆奉洪武敕调北征南……散处屯堡各乡,家人随之至黔。”永乐十一年设贵州布政使司,至此贵州建省,成为全国十三个布政使司之一,中央进一步加强了对贵州的控制。来自安徽、江苏、江西、河南、湖北的军人及家眷,在贵州安顺、平坝、镇宁,聚族而居,垦田为生,形成大小屯堡。

第三章 屯堡社区经济社会结构与族群生存第一节 屯堡社区人文地理结构第二节 核心家庭与族群社会建构第三节 扎根于核心家庭的族群经济结构第四节 物化符号体现的社区生活特征

贵州1413年建省时,面积小,人口少,贵州北部播州地区受辖四川。到弘治十五年,贵州民户4万余户,人口为25万人。朱元璋把16万至20万大军改为屯兵,常驻留戍贵州,可见屯兵之重。

第四章 屯堡文化事象的结构与功能第一节 礼俗性文化事象:覆盖一生的乡礼第二节 娱乐性文化事象:语言趣味和文艺活动第三节 宗教性文化事象:多神敬仰与地方神崇拜第四节 屯堡文化自我平衡机制与亚稳定结构

经过洪武时期的努力,社会生产逐渐恢复和发展,史称洪武之治。

第五章 地戏起源及性质的重新探索第一节 地戏移置说立论依据的重新考证第二节 地戏产生形式碎片的追索考据第三节 从中西戏剧起源上看地戏的产生第四节 地戏:成型于清代的继发性仪式剧

大浪淘沙,疾风化石。贵州安顺地区300多个石头屯堡村寨,大都保存下来,成为明代历史的活化石,见证600年大明帝国军魂,见证贵州建省的历史因缘。

第六章 地戏文本内容与特征研究第一节 地戏文本的基本概况第二节 地戏文本与小说、表演的关系第三节 地戏文本的叙事模式与思想观念第四节 建立在虚拟历史观上的民间意识形态

二、遗世独立

第七章 地戏表现形态与社区功能分析第一节 演出场所和仪式化空间第二节 地戏表演特征及戏剧类型第三节 地戏与屯堡社区的共生关系第四节 地戏:屯堡文化精神核心组成部分

悠悠600年,数不清的朝朝暮暮,看不尽的大江东去,明朝征南大军及家眷带来的中原和江南文化,与贵州当地文化融合、发展和演变,“屯堡文化”就此成形,是历史、地理、军事的特异遗存和瑰宝。

第八章 结语:屯堡文本的符号化空间及意义第一节 屯堡文本的关键词与核心句法第二节 屯堡文化的性质、意义与局限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语言:经数百年变迁,屯堡居民未被周围方言同化,至今仍保存着中原和江南语音的一些特点。

书摘

服饰:屯堡妇女古旧的装束沿袭了明清江南汉民族服饰的特征。

第一章 导言:新视野下的屯堡文化研究

食品:屯堡人惯用易于储存和收藏的食品,有着当年便于征战给养的特性。

  第一节 屯堡文化及地戏研究成果概述

信仰:屯堡人与汉民族的多神信仰一脉相承。

  贵州安顺屯堡文化自1980年代进入研究视野以来,一直保持着持续升温的势头,这与那些最早关注到地戏和屯堡现象的本土文化学者长期的努力分不开。80年代中期起,一批相关研究成果陆续出版,如高伦的《贵州地戏简史》、沈福馨的《安顺地戏》、《贵州安顺地戏面具》,沈福馨、帅学剑等编著的《安顺地戏论文集》、顾朴光的《中国傩戏调查报告》等。这是贵州学术界在地戏和屯堡文化研究方面最早的一批收获。正是在这批奠基性成果的基础上,包括地戏在内的屯堡文化研究迎来了90年代之后的热闹局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世界经济一体化浪潮迅猛而至,全球化与地方性的紧张、冲突成为学界广泛关注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具有鲜明地方性特征的屯堡文化现象,也吸引了一些省外、台湾及海外学者的注目。在他们的参与和推动下,形成了专业院校、科研机构研究人员与地方文化研究者合作的新的研究格局。具有不同学术背景和不同专业训练的研究人员的介入,还带来了方法的更新、视野的开阔,以及更丰富的学术理论资源,因而大大拓展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并产生了一批可观的学术成果,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民居:屯堡人以石头营造的防御式民居,构成安顺地区特有的地方民居风格。

  第一,通过对史籍典册和现存地方文献的梳理考证,探本溯源,追溯屯堡社区及屯堡族群的来源和形成。其中,包括对一些文献涉及的屯堡人、屯田子、里民子、凤头鸡、凤头苗、老汉人等等他称与自称的来源、蕴涵进行具体的考证辨析,对屯堡人的族属身份作进一步的确认。同时,还对安顺屯堡的分布格局及其人文地理特征、明代军屯官兵的籍贯和屯堡移民主体的来源及其文化渊源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尽管由于年代久远,文献匮乏,通过研究者们的不懈努力,这一领域还是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代表性著述有徐杰舜《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中屯堡人专节、黄才贵《影印在老照片中的文化》、日本学者塚田诚之《对于民族集团应该怎样研究以贵州屯堡人为例》(黄才贵译)、陈训明《安顺屯堡人主体由来新探》、蒋立松《从汪公民间信仰看屯堡人的主体来源》、范增如《明代普定卫戍屯官兵原籍考》、《安顺屯堡分布格局及其原因》、万明《明代徽州汪公入黔考》等。  ……

婚姻:不与周边的其他民族通婚,形成“屯对屯”“堡对堡”“民屯对民屯”“商屯对商屯”的婚姻圈子。

戏曲:屯堡人的花灯曲调带有江南小曲的韵味。原始粗犷的屯堡地戏,富于汉族征战特色。

……

贵州屯堡文化浓厚的明代遗风的成因大抵是:

安顺地区地处贵州中部,所处的自然环境,与中原、江南相近,适宜民居。

安顺地区海拔1100米左右,延绵不绝的峰林峡谷间都有大小不等的平坦盆地。平坝,这个县的得名,就是它得天独厚地拥有4块面积超过万亩的坝子。安顺地区年平均温度为15℃,年平均降水量为1200毫米,这种亚热带气候,四季分明,春暖风和,雨量充沛,雨热同期,植被多样,土壤肥沃,与中原、江南相近。在这种气候条件下,农作物生长较快,尤其是水稻、小麦和油菜等主要作物大面积种植。有的一年两熟,土地的复垦率较高,因而这里一直都是农业主产区。山地鞍部有泉水出露,便于生活和灌溉使用;房屋建在山腰地带,离田坝较近,劳作方便。加之安顺地理位置带来交通方便,适合移民生活居住。由于常绿植物多,全年葱郁,能起到很好的隐蔽作用,便于军队驻扎防卫。在安顺这片土地上,密集的屯堡群落,成为西南一带屯堡最集中的地方。徐霞客游至普定卫对所见颇为赞叹,在其《游黔日记》中写道:“城垣峻整,街街宏阔……市集甚盛。”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聚族而居,世代相守,对屯堡文化的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现今,中原、江南卫所,乃至天津卫、广州卫的特征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安顺平坝还维持、保留着中原的风俗习惯。集团移民、风俗传承,有超稳定性。

其次,明朝执行的是世袭军户制。一个家庭一旦被编为军户,其子子孙孙就只能有一个职业——从军。实行屯田制以后,大批的屯田官兵集中连片,保持着军队的建制,平时以耕种为主,并负责保卫周边的区域;一旦发生战争,则整装开赴前线。这种自成体系亦兵亦农的建制,不同正规军队需要换防。一份对大明的效忠,换来固定的土地和家园。整体性的同在异乡为异客,导致一种大异客即大老乡的文化认同,就把这些来自安徽、江苏、江西、河南、湖北等地的“乡亲”紧密联系在一起,传递着同一文化信息、同一生活形态。《安顺府志·风俗志》载“屯堡人即明代屯军之裔嗣也”,在相对固定的生活圈子里互动互助,共同塑造了屯堡文化的魂。

第三,民国《安平县志》卷五称:“屯堡,即明洪武时之屯军。”故“屯堡”之名似为“屯军”与“堡兵”各取一字的简称。推行屯田制呢,多是以一个家族或几个大姓来设屯建堡。朱元璋非常清楚,传统的宗法思想所产生的内聚合力和外在张力,能汇聚成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实施“填南”方略,营造军事重地“汉多夷少”,集小力为大力,以家族为主体来建构屯堡片区,是最佳选择。在众多屯堡村寨中,仍以大姓为主体,他们聚族而居,建祠堂、修宗庙、上祖坟、续家谱,用传承的宗法思想延续本族延绵的历史与光荣,其结果是对屯堡文化的沉淀发挥了固化作用。

同时,在宗法思想支配下,婚姻观讲究“门当户对”。屯堡人不与周边的其他民族通婚,保证家族血缘得以延续。这种世家通婚的姻亲关系,自为一脉,自成一体,形成了一种互助互动的人际网,把固有的信仰、民俗、习尚等文化具象凝聚起来,保存下来。

屯堡人是明朝开疆拓土的功臣。对土着民族,他们是征服者、占领者;在填南移民中,他们是先驱者、开拓者。这使他们产生一种强烈的自豪感和优越感,居高临下,歧视当地民族及后来的商屯汉人。这就有点像上个世纪中国独特的各种“大院文化”,乃至后来的“三线工厂”。

三、石头城

屯堡建筑依山傍水,就地取材,注重防御功能——屯堡村寨与其他村寨的最大区别在于具有军事防御作用,以军事防御为目的,聚伍为营,聚族而居,立栅建寨,分布在山野林间。屯堡人就地取材,以石为主的建筑材料,把石头工艺发挥到极致,构成安顺屯堡所特有的地方民居风格。在村寨四周砌有围墙,整个民居坐落在石头砌成的坚固高耸的围墙内。屯堡民居的建筑主次分明,其构架均为穿斗式木结构,靠木屋架承重,石墙起维护作用,内部间隔和门窗为木板,窗棂上有装饰,用薄石块盖屋顶。四周墙壁均有枪眼和观察孔。道路纵横交错,相互连通,再配上碉楼、碉堡,形成易守难攻的防御建筑群,整个村寨也成为石头的世界。

安顺盛产天然石材,各种板材、大理石、花岗岩,广泛应用于城堡、民宅、道路。在安顺,一个屯堡就是一座全然的石头城,一户民宅就是一座纯粹石头的房屋。

屯堡建筑,放眼望去,石头的房,石头的路,石头的墙,高的、矮的、远的、近的,全是石头的灰白色连缀成,错落而有致。走进屯堡人家,所看到的是石头的碾子,石头的磨子,石头的碓窝,石头的水缸……屯堡民居生活于一个石头世界。

这大约是远道而来的屯堡人与贵州最“亲密的接触”,最接贵州地气,与贵州地域最具象征性的相融。

从历史上看,屯堡是为御敌所建。现在屯堡村寨中,残存着许多垛口、炮台。无数屯堡连缀成一个防御体系,屯堡民居就是这个体系中的一个细胞。若有征战,既可各自为阵,又可互相支援。村寨内部的巷子互相连接,纵横交错,巷子又直通寨中的街道,形成“点、线、面”结合的防御体系。靠巷子的墙体,留着较小的窗户,既可以采光,又形成了遍布于巷子中的深邃枪眼。低矮的石门,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军事功能。就和平时期而言,既可确保私密性,又增加安全感,同时又维系民居之间的日常联络。

当地民众对陌生的外来文化和官府强权政治,抱有恐惧和反感,各种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从洪武二十六年到成化十四年,普定卫西堡长官司多次联合邻近“蛮贼”杀人掠财,烧劫屯堡,聚众作乱。明末天启、崇祯年间,水西彝族土司安邦彦叛乱,贵阳遭受重创,安顺地区也未能幸免。平坝卫城两次被围攻多日,最后虽力御保全,但民众生命财产损失惨重。我们从现存屯堡民居特有的厚重石墙及冷峻的箭孔枪眼之中,不难想见当年战争呐喊及硝烟密布的惨烈场景。

屯堡民居的建筑,高蹈的有四合院,与华东、江南四合院布局相似,全封闭格局。四合院有朝门、正房、厢房。朝门形似“八”字形,两边巨石勾垒,支撑精雕的门头。门头上雕有垂花柱或面具一类装饰品。正房则高大雄伟,木制的窗棂上、门簪上雕刻着许多象征吉祥如意的图案。厢房紧依正房两边而建,前面为倒座,形成四合,中间为天井。天井是用一尺厚的石头拼接而成,四周有水漏。

沈万三是天龙屯堡旅游一个以讹传讹的推介“名片”。据当代着名明代史专家顾诚考,明朝没有沈万三。这自然不属本文考据重点。我在今天的龙屯堡看到沈万三故居纪念馆和“中华财神沈万三祠”。故居建筑材料也以石材为主,但整体装修更接近江南青砖白瓦的风格,四周墙壁均用白灰粉刷而成。故居大门也比一般人家的装饰精美、高大。依次按大门、副门、厢房建造,形成三进三出的大格局。除了四面墙壁为石材建筑而成,其他多为上好的木材雕刻而成,在木质的窗棂和门梁上,雕有寓意吉祥如意、富贵发财的图案,不乏高雅。吾国国民自古以来惊人的想象能力,以及对巨富的崇尚膜拜心理可见一斑。

一些屯堡四周有小河,有的小河穿寨而过。很有小桥流水风韵。也有缺水的屯堡,全靠凿井。据记载,为抗日捐躯的陈蕴瑜将军,曾于1936年奔丧返乡,在平坝县天龙家乡逗留了半个月,得悉家乡人终年劳作,口粮不够,因为缺水,田地全靠天上落雨。陈蕴瑜亲自带头四处寻找水源,终于在一个地名叫大坡脚的地方挖出了一口水井,至今屯堡内群众仍在受益。

四、小桥流水天龙屯

我来到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天龙屯堡,这里几股泉水汇集成为小溪流,有的绕行于村寨,有的穿过田地,成为洗衣做饭、浇灌农田的主要水源。

走进天龙屯,最抢眼的是屯堡妇女的服饰。服装颜色多为蓝、绿、藏青、藕荷色,各种色调皆异常纯正,可见其染织水准。他们一律的宽袖镶边大襟衣,色泽清朗,以宝蓝色为主调,大襟镶有带花纹的花边,具有不可掩抑的独特魅力。领口、袖口、前襟边缘,均镶有流绣花纹。腰间以织锦丝带系扎,两端垂于膝部。她们头上全都包着白色或青色的头帕,头帕上,常常覆着一张色彩迥然的头巾。

天龙屯堡,有的妇女两鬓梳了两绺鬓发在耳畔,成凤头状,向额前微展发绺,重心则向后倾斜,头顶分两路,中间又再梳独立的一绺,有人称其为“三把头”或“凤阳头”,历史上曾经以此发式把她们误认为“凤头苗”。

1902年,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受派遣前往苗族聚居地贵州作田野考察。他一路向西,抵达处于黔中地区的平坝县饭笼驿。

在这里,鸟居龙藏看到一群装束奇特的妇女:她们身着青蓝色服装,宽袍大袖,衣长过膝,腰间系着黑色的丝绸腰带。更奇特的是她们绾起的发髻上,一撮头发突起,插着凤凰状的头簪。向导告诉他,这些人是苗族的一支,叫作“凤头苗”“凤头鸡”。

然而,鸟居龙藏的学识提醒他,向导的说法不可信。经过研究,鸟居龙藏在他的着作里断言,“凤头苗”不属于苗族,而属汉族。鸟居龙藏认为,凤头苗的祖先们,是“为了国家而落户在偏僻之地”,“在贵州中部所形成的汉族地方集团,成为凤头鸡由来的起因。那些变成了土着的屯兵的子孙,也就是今日的凤头鸡部落”。

鸟居龙藏的判断,并未形成定论。

新中国成立初期,着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费孝通深入云贵高原考察,他也注意到了凤头苗这个族群。经他考证,鸟居龙藏的意见是正确的。凤头苗的打扮看似怪异,其实是受到兄弟民族影响的明朝汉服。凤头苗就是汉族,因为他们多居住在屯堡里,故被命名为“屯堡人”。

由此可见,移民的汉人,随着漫漫时日,在公众视野里,已经淡出,渐行渐远。

在天龙镇,我在一位老年妇女身边坐下,她异常干净,笑容可掬,宝蓝色衣襟很宽大,头的两鬓梳了发绺,似成凤头状。她左手腕上戴了玉镯,中指带了金戒指,袖口隐隐露出手表。她正在小摊前穿针引线。我好奇地问:“你还能穿针?今年高寿?”她说,今年88岁了,还看得见呢。她说她是南京人,祖上来的天龙,也弄不清几十代人了。她的发音,与贵州人发音平翘不分不同,她带有卷舌音,阳、上、去三声与安顺话趋同,第四声显高,语速偏快。这种语音被称为“堡子音”。她小摊上全是出自她手的针线活,菱角、香包、小麒麟、绣花手绢……全放置于一个圆型的大竹盘里,五颜六色,清清爽爽。

后来,我来到一个“驿茶”前歇脚,这驿茶也挺讲究。纯木结构,飞檐翘角,“驿茶”木牌为一位名人题写,两边立柱上挂有楹联。上联“吴侬软语似春风”,下联“驿茶飘香暖心田”。江南后裔,一目了然。我刚在驿茶前的木椅子上坐下,驿茶的女主人就端来一杯苦丁茶。女主人身着藕荷色大襟,头包白色头帕,头帕后面挽着发髻,并用银色细练簪绕髻一圈。她黑色的长裙特别引人注目。质地厚重,类似丝绒,带有亮色。她的丝绸腰带很宽,腰带缀着精致图案,有动态的蝴蝶、飞鸟,从后面打着结。丝绸腰带是屯堡妇女最庄重、最昂贵的装饰品。

《安顺府志》中对当地的服饰有如下描述:“屯军堡子,家属虽之志黔,妇人以银索绾发,髻分三绺,长簪大环,皆凤阳汉装也。”依此可见当地的服饰是以当时中原地区服饰为主流。

当我离开“茶驿”准备付钱时,女主人笑道:来我这里歇脚,茶是不收费的。

屯堡妇女这种讲究、精致的穿着打扮,是日常生活便装。听说婚丧嫁娶装、节日盛装更有独特的魅力。

眼前是整洁的石巷、石桥,耳边有潺潺流水声,悠悠的清风,山雀在枝头一传一递地啁啾,居民过着不紧不慢的日子。在平坝的天龙,让我想起朱德荣作曲的《山里江南》:山青翠/水碧蓝/平坝有个小江南/小桥杨柳/石栏杆/依稀又见秦淮岸……

五、缅怀祖先的地戏

从安顺辐射到周边平坝、普定、镇宁、关岭、紫云、清镇、长顺、广顺,普遍出现屯堡区域的一种民间戏曲——地戏。因为它活动在农村,又是以平地为戏台围场演出,故称之为“地戏”。它属于中国傩文化的范畴,具有傩俗崇拜、傩坛特技部分特征。

地戏是军傩演变而成,盛行于屯堡村寨,集演戏、祭祀、娱乐于一体的古老戏种,粗犷自然、憨直拙朴。有唱、念、做、打表演,抑、扬、开、合、挡、架、翻、窜种种形式,有专门的戏服、面具和道具,剧目以古代战争题材为主,如《封神》《楚汉相争》《精忠传》《薛刚反唐》《三国》等,主题多为宣扬惩恶扬善、尊老爱幼、仁义忠孝,教化功能十分明显,在戏剧史上被称为“活化石”。

地戏演出所戴面具,屯堡人称为“脸子”。“脸子”是地戏的核心部分,是屯堡地戏的象征。

在整个跳神活动中,除服饰是自己准备外,脸子、野鸡毛、锣鼓,包括跳神期间的生活费用都是民间集资。

600多年来,屯堡人在恪守迁移地文化内涵的同时,也将安顺当地先民们爽直、勇敢、热情的文化个性融入其中,同时又将中原地区的儒家忠、孝、仁、义、礼、智、信的价值观念充分发挥;是在长期文化、习俗交流融合中,创造出的独特的地域文化。

屯堡地戏体现了屯堡人历来的悲壮生活,屯堡人也以此凝聚自身的力量。在内容上征战是地戏唯一的主题;在表演上武打是地戏的特征;英雄崇拜贯穿于地戏演出的始终。从演员的家谱上看,祖上都是征南时的马上将军。他们都曾经为明王朝立下赫赫战功,如今他们用地戏表演的征战场面来缅怀祖先的战绩,是对当年朱元璋孔武有力、驰骋沙场的怀想、遥望。

表演中,演员均戴有木雕面具,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人物形象,主要是征战沙场的将士形象。一场表演,犹如再现一场真实的战争,给观看者的感触更加直观、震撼。军屯文化对安顺当地艺术的渗透、影响自不待言。

明嘉靖年间的《徽州府志》,记歙州一带迎汪公时“设俳优、狄、胡舞、假面之戏”。这与安顺地戏抬汪公极为相似,可谓一脉。

地戏演出时间为两个节令。一是稻谷扬花时节——农历七月十五日中元节期间,约三至七天。以农事为主的屯堡人祈求一年的好收成。另一演出时间是春节。为了欢庆一年的辛劳所获得的丰收,为了祈祷求得来年风调雨顺,地戏班就“鸣锣击鼓,以唱神歌”。从农历正月初二开始,要跳半月乃至一月。

地戏的主要表演形式是唱和舞。唱,是无乐器伴奏的说唱,不分行当,有男女角色之分,无男女声腔之别,剧中角色边说边唱,也就交待了剧情。

舞实则为“打”,是表现战斗场面的格斗。演员巧妙地将古代战争的骑兵、步兵的厮打格杀,衍化为具有程式的套路。有的村寨还使用真刀真枪搏杀,勇猛逼真,铿锵之声不绝于耳。对打中,还吸收当地苗族舞蹈中的舞步和花灯中的“四方步”,使惨烈的场面透着阳刚之美。

一曲地戏就是一部征战史书,将一个个征战故事呈现于观众面前。

地戏内容比较单一,是一部部屯堡人景仰、倾慕、效法的英雄人物的赞美诗篇。既没有才子佳人戏,也没有清官断案戏。它只有与屯堡人生活紧密相关的反映军旅生活的金戈铁马征战戏,只有赞美忠义、颂扬报国的忠臣良将戏。

结语

屯堡文化是外来文化的强力嵌入,构成了有异于当地民族的特殊“亚民族群体”,并形成一个个移民孤岛。

屯堡人拥有征服者、胜利者姿态,既不愿融入当地民族之中,长期沉湎于难以变更的自尊。这种自尊,也让他们更难以进入当地主流,当地民族毕竟地广人多,犹如汪洋大海,孤岛移民的自卑心理油然萌生,他们形成了自尊与自卑兼有的心态,对外封闭、对内融洽,形成一种很独特的文化心理特征。

保护和研究屯堡文化是一种历史责任,因为研究文化的多样性、多元化,也是文化发展的一种需求。

贵州屯堡文化,傲然特立600年,具有道不尽的历史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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