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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承训访谈录,救世良方还是经济毒药NBA盘口预测

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模式,是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阶段过渡到国际金融资本垄断阶段的一种变异的、野蛮的资本主义模式。

自2007年美国发生金融危机并波及全球、酿成国际性金融危机,至今已有七年。

2007年下半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现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尚未过去,世界经济仍然面临着很多不确定性和各种风险。有的经济学家认为,这场危机是1929年至1933年经济大萧条后最严重的一次全球性经济危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国际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这使人们不得不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后果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和思考。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慎明副院长主编的《国际金融危机与当代资本主义――低潮中的世界社会主义思潮与理论》和《世界在反思――国际金融危机与新自由主义全球观点扫描》,何秉孟研究员主编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与经济危机跟踪研究》,正是集中反映了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和探索。近日,本刊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汝信、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新城和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杨承训,就国际金融危机的实质和根本原因以及我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和探索等问题,请他们谈了自己的看法。

在新自由主义政策推行时期,发达国家的资本利润率有了一定回升,拉美国家一度恢复了短暂的低速经济增长,世界经济一体化在不断加强。然而,这些有限的成绩是以加剧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为代价的,也是不可持续的。总的来看,新自由主义的施行不仅延缓了世界经济增长的步速,而且造成了全面的经济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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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汝信院长,非常感谢您接受我刊的采访。您认为上述这些对这次金融危机研究的成果及其探索的意义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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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模式,是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阶段过渡到国际金融资本垄断阶段的一种变异的、野蛮的资本主义模式。这种制度模式,不仅没有缓解马克思揭示的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而且由于它进一步提高了生产社会化的程度,并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实现了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也就大大加剧了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及其他主要矛盾。

自2007年美国发生金融危机并波及全球、酿成国际性金融危机,至今已有七年。这次危机总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总爆发,但由于美国的资本主义模式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模式,故当矛盾爆发时,就主要表现为金融危机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衰退。

汝信:我认为,这些研究和探索的意义就在于这些研究成果是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下进行的,深刻地揭示了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实质和根本原因,对有关的西方思想理论,如新自由主义、新凯恩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作了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批判和分析,并且对当代资本主义走向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前途做出科学的判断。这些问题都是我国广大读者所关心的国际热点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新自由主义正式走到台前,由经济思潮逐步转化为一系列的政策主张,进而被作为主导性的治理范式推向全球。如今30多年过去了,新自由主义在各国付诸实践的效果究竟如何,它向历史交出了一份怎样的经济成绩单,这个问题值得认真探究和思索。

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20世纪40年代出版了一本著作叫《通往奴役之路》,他声称要将此书献给 “所有党派的社会主义者”,其矛头所指昭然若揭。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新自由主义学派凭借极端的“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和全球一体化”主张,充分迎合美英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需要,逐渐成为了美英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并在美英两国构建了一种最野蛮的资本主义实践模式——新自由主义模式。不仅如此,美国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及其守门人美国当局,还伙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制向全球推行1990年出笼的“华盛顿共识”,企图用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模式改造全世界。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当局抓了几个典型,树了几个样板。效果如何呢?今天我们可以一一检视。

美国金融危机的病根,是新自由主义模式。20世纪70年代末之后,美国在共和党总统里根和大小布什政府的推动下,逐步营造了一个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代表国际金融资本垄断集团利益的新自由主义模式。这一模式的出现和形成是同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阶段向国际金融资本垄断阶段过渡相伴而行的。在这一过程中,美国逐步显现出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既有某种联系、继承,又有显著差别的六大基本特征。

问:您认为这些研究和探索的新认识都有哪些,具体来说,有哪些认识是必须引起我们重视的?

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及其基本政策主张

曾是准发达国家的阿根廷,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陷入经济崩溃和社会动乱深渊,沦落为拉美地区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一是经济加速金融化,金融资本由服务于实体经济蜕变为实体经济乃至整个经济、政治的主宰。二是金融虚拟化、泡沫化,在货币循环中通过五花八门的所谓“产品创新”、投机诈骗、高杠杆运作骗取高额回报。三是实体经济逐步萎缩、国民经济空心化,实体经济的主体制造业即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于2007年已下降至18%。四是在所谓“效率优先”、实则“资本优先”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导下,加大了对普通劳动者的掠夺,美国劳动大众日益贫困化。五是美国经济乃至国家运行的基础债务化,美国民众靠借贷消费,美国企业和政府靠举债维持经营或运转,而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利用债券再次进行榨取和诈骗。六是金融资本流动、金融运作自由化。为迎合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需要,美国逐步推动金融自由化,放松乃至取消金融监管,主持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允许资本自由流动,商业银行和投资金融机构可以混业经营等方面的法律法规。由此导致在货币循环中凭借欺诈手段“圈钱”的金融巨鳄获得空前“解放”,孵化出了一批又一批麦道夫、斯坦福之流的超级金融骗子。

汝信:我认为有三点认识,我们必须重视。第一,这次危机正是生产无限扩张与社会有限需求之间的矛盾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突然爆发,除了个别经济学家曾有所预见外,包括当政者和经济界高级人士在内的绝大多数人是缺乏思想准备的,他们甚至声称经济衰退或经济危机已成为历史,经济周期也已不复存在,因为他们已经找到了预防经济衰退和熨平经济周期波动的政策手段。在危机发生后,他们对造成危机的根本原因也仍然没有正确的本质的认识,而仅仅找到一些表层的原因,如金融家的贪婪、过度的投机行为、银行监管制度的缺失和公众消费信心不足等,甚至有人荒谬地把危机归咎于美国人的消费方式加上中国的货币汇率。他们否认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联系,把危机产生的原因归结为政策和行为的偶然失误以及某些外部因素的冲击。与此相反,《国际金融危机与当代资本主义――低潮中的世界社会主义思潮与理论》这本书的贡献就在于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揭示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源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即源于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资本对利润的追求和竞争的压力使资本主义生产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而社会财富分配中严重的两极分化则使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这就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不可避免。尽管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与以前经济危机相比具有一些新的特点,如虚拟资本的急剧膨胀、金融衍生品的滥用导致资产泡沫的破裂和金融危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大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但是生产趋向于全球化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却依旧,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未变。这就为众说纷纭的国际金融危机提供了一个科学的解释。�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学说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但由于其保守的立场及其不合时宜的政策主张,在相当时期里不为学界和社会所接受,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直至60年代后期,西方国家出现经济增长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局面,战后一直处于主流地位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失效。为了解决通货膨胀以及更为根本的劳资力量对比不利于资本积累的问题,以金融资本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选择了新自由主义,并推动了其兴起和向全球的传播。

二战后,阿根廷在庇隆执政时期,强调政治独立、经济主权和民族利益,实行企业国有化、进口替代和政府调控,注重社会公正、维护劳工利益、加强社会福利建设,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获得长足进步,生活水平接近于西方国家中的西班牙,被人们称为“准发达国家”。然而,阿根廷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新自由主义改革,推行国企私有化,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几乎卖光了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的所有国有企业,连金融银行领域的国有企业也未能幸免。国际金融投机超级大庄家乘机蜂拥而入,最终致使阿根廷政府失去了对金融的调控能力,而金融自由化还引发外债迅速增长,使整个国家的金融活动日益处于严重失控状态,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则成功地实现了对该国经济的控制,遂使阿根廷金融动荡、经济衰退,险象环生。

以上六个方面,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运行中的基本表现。它反映在资本主义的国际金融资本垄断阶段,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在进一步发展,企业内部尤其是金融企业内部的有组织性、计划性同超越国界的全球的无政府状态间的矛盾空前尖锐,生产无限制扩大的趋势同劳动大众相对贫困导致有支付能力的社会购买力不足的矛盾在进一步激化。这一切表明,美国爆发这一场近百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并很快席卷全球,绝非偶然。它是美国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寄生性和腐朽性日益加深、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日益激化的必然结果,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彻底破产。

第二,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再一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同时也宣告了近一个时期以来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彻底破产。《国际金融危机与当代资本主义――低潮中的世界社会主义思潮与理论》一书对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及其促成这次金融危机所起的恶劣作用,做了深入的剖析,深刻地揭露其理论的虚妄和推行的经济社会政策的阶级实质。20世纪70年代末,新自由主义代表西方垄断资本的利益,打着“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旗号登上历史舞台。1990年更以此为理论依据炮制了所谓“华盛顿共识”,主张压缩财政赤字降低社会福利、国有企业私有化、利率市场化、金融与贸易自由化、放松对外贸的限制和政府的监管、保护私人财产权等,并以西方发达国家的实力为后盾向世界许多国家强制推行。该书尖锐地指出,新自由主义已成为一种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相适应的经济范式、政治纲领和意识形态,它不仅不是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反而对受其影响的许多国家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使它们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陷于十分困难的境地。由于新自由主义的失败,西方有些人提出要回到凯恩斯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以应付危机拯救资本主义。对此,该书也作了评析,指出这两种药方都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无法根绝经济危机,都不能改变资本主义衰颓的趋势。应该说,该书打破了对这些西方理论的盲目迷信,使人正确地认识其理论实质和社会作用,是一服良好的清醒剂,证明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的科学论断仍然是完全适用的。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先后在英美两国胜选后,开始实施自由化改革,措施包括公共部门企业和服务的私有化,政府放松市场管制,特别是“金融去监管化”,削减税率、刺激供给,实行货币紧缩、抑制通货膨胀,减少公共开支和社会福利支出,压低工资、打击工会等等。英美进而在西欧推行其治理模式,掀起了20世纪80年代的私有化浪潮,直到90年代中期以后仍盛行一时。后来西欧诸国藉由“第三条道路”与新自由主义拉开距离,英国也在陷入衰退后疏远了这一模式。

更为悲哀的是,在2001年阿根廷爆发金融危机、急需国际金融机构贷款,以解燃眉之急的时候,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金融机构和美国等西方国家,不仅不兑现此前关于友谊援助的承诺,反而坚持阿根廷如果拿不出可抵押的国有资产就不向其贷款。但是阿根廷经过十多年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几乎卖光了所有国有财产和国家经济资源,自然拿不出可供抵押的国有资产,因而导致金融危机愈演愈烈,经济状况迅速恶化,贫困和饥饿现象遍及全国。这个20世纪90年代被美国当局誉为新自由主义 “改革楷模”的国家,仅仅十几年时间,便沦落为拉美地区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美国反危机措施是左转回归“第三条道路”。所谓“第三条道路”,不是我国一些人曾经臆想的那样,是介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一条道路,而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美国民主党总统克林顿、英国工党首相布莱尔、德国社会民主党总理施罗德三人提出的带有一点改革、修正或调整意味的施政理念;具体说,是美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左翼政党,面对国内阶级结构的变化——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产业工人阶级人数下降,中间阶层人数上升——为争取中间阶层为代表的中间选民而提出的一种策略性口号。所谓走“第三条道路”,站在克林顿的角度,意味着对美国当时已初步建成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做出向“左”,也即向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社会市场经济模式靠拢的调整、改革,走一条介乎美英和欧洲大陆模式之间的道路,但其就任美国总统后并没有在这方面作出什么实质性的贡献。

第三,以宽广的国际视野观测了金融危机影响下世界未来发展的走向。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力量消长的角度来看,这次席卷全球的危机沉重打击了资本主义世界,结束了西方某些理论家所鼓吹的历史已告终结,资本主义将永世长存的神话,促使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合理性进行反思,这无疑将有助于现正处于低潮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向前奋进。但更重要的是,当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在金融危机的打击下苦苦挣扎的时候,中国却成功地克服了金融危机带来的危害和不利影响,实现了国民经济高速稳定发展的目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资本主义无法摆脱自身的痼疾,也看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巨大胜利,这更加坚定了我们对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信念,也激励我们更努力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工作。中国的成功就是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大贡献。当然,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将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从不奢望能准确地预测未来,而只是从现实出发,实事求是地分析存在的问题,指出历史发展的大趋势。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就是这样的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发展趋势。�

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随着体现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利益的“华盛顿共识”[1]出笼,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主张具体转化为以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为核心的政策纲领,迅速向拉美、亚非发展中国家和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广泛蔓延。

俄罗斯推行新自由主义的 “休克疗法”,使俄罗斯经济、社会几近崩溃。

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受伤害最为深重的中下层愤怒地走上街头,声讨新自由主义的贪婪和残暴,代表99%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生动地表明了这一点。2008年民主党的奥巴马胜选登上总统宝座后,陆续推出了一系列同新自由主义拉开距离甚至抵制新自由主义的危机治理措施。归纳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

问:周新城教授,金融危机后全世界都在对这场危机进行思考。您认为这次危机的根源是什么?出路何在?

在拉丁美洲,新自由主义政策最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即被智利采纳,在美国培养的一批经济学者“芝加哥弟子”影响下,皮诺切特实施了以开放市场和减少国家干预等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改革。1985年美国趁拉美爆发债务危机强制拉美国家接受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贝克计划”,要求这些国家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放松对外资的限制,实现价格自由化等。到90年代初,美国政府及其主导下的国际金融机构还更多地利用贷款的附加条件,推销“华盛顿共识”,强制拉美国家进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从20世纪末到本世纪以来,拉美国家汲取了教训,出现了政坛集体左倾化的趋势,开始疏远新自由主义。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剧变不久,以盖达尔为代表的一部分“食洋不化”的俄罗斯青年精英,对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十分痴迷,于是,推行了他们所谓的“休克疗法”式经济转轨方案。其基本依据就是“华盛顿共识”,内容具体包括:第一,自由化:全面放开对商品、物价、货币、汇率、外贸进出口等的调控和管制,大大削减乃至取消政府调控经济的行政管理部门;第二,国有企业私有化:大规模出售和转让国有企业资产,培植有产者和私营企业主阶层;第三,实行严格的紧缩货币和财政政策,实际上是迫使国有企业资金周转困难,陷入负债经营绝境,甚至破产倒闭,以利于外资和私人资本廉价并购;第四,把“西方化或全盘西化”作为战略和政策的主导思想,引入和效法美国模式,向西方国家全面开放国内市场。

其一,“再工业化”。奥巴马政府先后推出“买美国货”、“制造业促进法案”、“五年出口翻番目标”政策和部署,其中期目标是重振美国制造业、实体产业,促进就业,走出危机;长远目标是重新占领制造业、第二产业高地,维持美国超级经济体地位。

周新城: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不仅发展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而且给思想文化领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世界在反思――国际金融危机与新自由主义全球观点扫描》一书,收集了世界各国、各界人士对这场危机的思考,既有国际共产党人和左派组织的评析,也有欧美、亚太、拉美各界的反思,最后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学者的观点摘要,它为进一步研究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及其未来发展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这本书清楚地表明,世界金融危机对各个国家、各个阶级都带来了冲击,但出于不同的利益,不同阶级对金融危机的看法很不一样。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学者来说,争论的焦点是如何看待新自由主义与金融危机的关系。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次危机是多年来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造成的。西方国家许多学者在谴责新自由主义,他们指出:“华尔街被自己标榜的新自由主义搞成如此狼狈不堪”,“不能毫无批判便相信市场的魔法”,“经济学教科书应该重写”。法国总统萨科齐也说,“市场万能、不需要任何规则和政治干预”的观点是疯狂的。一度被他们奉为经济繁荣的神明的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格林斯潘,成了主要的批判对象。他们认为,这次金融危机证明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因此主张改行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也有一些学者仍在为新自由主义辩护,认为危机的真正原因在于“考虑欠周的政府举措扭曲了市场”,反对实行凯恩斯主义。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新自由主义,大多数西方学者有一点是共同的:危机是具体政策造成的,只要调整一下政策,危机就会过去,不会给资本主义带来根本性的损害。他们是资本主义永恒论者,认为资本主义的未来肯定是阳光灿烂。其实,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都不是产生危机的根本原因,而只是加剧或缓和危机的一种因素。调整政策也许可以减轻危机带来的损害,但不能根除危机。

在苏联、东欧地区,苏联解体之后,叶利钦、盖达尔等一批政府领导人主张采用新自由主义学说来指导俄罗斯的经济转轨,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向俄罗斯政府推荐了以“华盛顿共识”为基本依据、推行激进的“休克疗法”改个模式,其内容包括全面放开物价、汇率、外贸进出口等管制,大规模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财政、货币双紧缩政策等。后来东欧国家也大部分采用了类似的经济政策。随着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普京的上台,“休克疗法”宣告破产。

俄罗斯推行“休克疗法”,在实行经济转型的不到十年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社会危机:经济大幅下滑,少数人暴富,广大民众普遍贫困化,社会动荡,政局混乱。这表明,俄罗斯推行的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以失败告终。但对于美国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来说,摧毁苏联遗留下来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体系,就是胜利。

其二,推进金融监管改革立法,去“金融自由化”。奥巴马上任后,在查处打击金融诈骗的同时,积极推动参众两院通过了以加强金融监管、金融交易去高杠杆化和消费者金融保护等为基本内容的“沃尔克法则”为核心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

反思的关键是,危机的根源是什么。对此,国际共产党人的看法大体是一致的:危机是由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经济危机的爆发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的产物。因此,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危机这种怪物。危机表明,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趋势。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苏东剧变以后沉寂了近20年的社会主义运动正在迈向历史发展的新时期。

在亚洲,印度尼西亚早在20世纪60年代即由美国培养扶植的所谓“伯克利黑帮”执掌经济战略和政策制定大权,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1991年,美国国会议员和知名学者组成代表团到东亚国家游说,宣称该地区加快实行金融自由化、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将为该地区创造数千亿美元的巨大利益。在其直接推行下,一些亚洲国家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其中尤以泰国、韩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最为积极。直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些国家才有所警醒并开始调整经济政策。

新自由主义在印度尼西亚、泰国等亚洲国家推行,给这些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挥之不去的噩梦。

其三,增加社会建设投资,推行医保改革。奥巴马上台伊始,即签署了“经济复苏和再投资法案”,提出了政府加大财政对卫生事业的投入,以推进卫生保健计划。根据这一法案所拟定的“医改法案”几经周折后得以通过,其主要目标是在医疗保障系统内对医药、医疗服务实行价格控制,去市场化,以降低医疗保险基金支出,以及扩大医保覆盖面,将没有医疗保障的、占全美人口15%的处于最底层的4000多万人纳入医保体系。

书中收集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的观点值得我们认真思考。这些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了这次危机产生的原因及其后果,旗帜鲜明地指出:这次危机向世界再次证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灭亡的真理性。只要不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主义内部固有的矛盾就无法从根本上得到化解,就必然表现为周期性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危机过后,不仅提高了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而且加剧了生产的集中和垄断,使得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进一步加深,为更剧烈的危机创造条件。人类社会摆脱危机的唯一出路就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我国在这场世界性金融危机中,尽管受到严重的冲击,但依靠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仅顶住了危机的冲击,而且保持了8%的增长率,在世界上“一枝独秀”。事实证明,我们选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它是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

在北非,1991年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为了免除债务,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订了一项关于经济结构改革的协议,开始实行自由化、私有化改革。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又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设计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规划,着重实施私有化、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

1991年,由美国国会议员和知名学者组成的一个代表团到东亚国家游说,称该地区加快实行金融自由化、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将每年为该地区国家创造数千亿美元的巨大实惠。在美国的“忽悠”下,一些国家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其中,尤以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最为积极,结果,酿制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损失极为惨重。对此,美国政府不但无丝毫愧疚之意,反而公开宣称:亚洲发生金融危机的原因在于,这些国家政府缺乏经济管理能力;甚至指称是这些国家政府官员的裙带关系和腐败使然;等等。更令人发指的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美国政府袒护和纵容美国的国际金融投机大鳄乘人之危,在东亚地区的金融货币市场上疯狂套利套汇,蓄意加剧危机。美国还操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先是迟迟不向亚洲有关国家提供贷款,继而不顾有关国家反对,提出必须进一步推行新自由主义 “改革”才能贷款等苛刻的先决条件。在整个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当局的表演,将其企图控制东亚地区金融、资本市场的险恶用心,暴露得淋漓尽致。短短几年,东亚在20世纪90年代前曾被广为称誉的“东亚经济模式”很快蜕变为灾难型经济模式,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蒙受了几千亿美元的重大损失,有的国家的经济甚至倒退了10—20年。

其四,遏制两极分化加剧的势头。奥巴马政府为应对危机并缓和国内阶级矛盾,在改善民生方面出台一些措施,除了前面已经提及的推进医保改革外,还主要有以下三项: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创造就业岗位,降低失业率;减轻国内中小企业税收,增加就业机会,并采取措施保证员工的工资按时发放。

问:您认为面对这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特别是中国应该怎样把握机遇和挑战?

以“华盛顿共识”为典型形态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可以概括为“三化”,即“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以及在此基础上推行的“经济全球化”。所谓“市场化”是基于对市场的盲目崇信,主张把生产要素、产品和服务都交给市场去自发调节。所谓“自由化”是指反对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不仅在国内让市场自由配置各种资源,还要求实现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的自由化。所谓“私有化”是基于对公有制天生效率低下的偏见,主张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以及公共服务的私有化。新自由主义所推行的“经济全球化”,是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旨在清除其他地区对国际商品贸易、服务贸易和资本流动设置的壁垒,使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能够占据更多的资源、市场和廉价劳动力,获取超额利润。

埃及的情况同印度尼西亚及阿根廷等国一样,也是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抓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样板。经过20余年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后,经济不仅没有发展,反而陷入混乱:国家经济命脉被美英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集团把持;国家财富落入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和国内一小部分私人手中,社会两极分化严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更使埃及人民雪上加霜,最终酿成了人民起义和社会动荡。

从上可见,奥巴马推出的治理危机的措施,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是要抛弃新自由主义模式,但其试图将这种极右、极野蛮的社会经济模式自右向左作一些调整,是显而易见的。

周新城:对社会主义的中国来说,需要反思的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即我们应该如何应对世界性的经济危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同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资本主义世界不可避免发生的经济危机必然会给我国经济的发展带来影响。我们在指导思想上,一方面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从国际大局和国内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来思考我国的发展战略,勇于参与经济全球化,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种市场来发展自己;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我们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任何时候都必须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自己发展的根本基点,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持中国的事情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办。在独立自主的前提下,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这是我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基本方针,也是我们党总结对外开放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应该适当降低外贸依存度,把扩大国内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应该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按照经济发展的战略要求来利用外资,运用经济的、法律的手段制止跨国公司控制和垄断我国某些行业的行为,保证我国的经济安全。应该加强自主创新,提高研发能力,发展自主品牌,改变在国际分工体系中长期处于低端、为别人打工的局面。应对得好,不仅可以减轻以至消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对我国的冲击,而且可以利用危机带来的机遇,更好地发展自己。

新自由主义泛滥的经济后果

美国在全球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所树的几个典型或样板国家所蒙受的灾难性后果证明,美国强制向全球推行的新自由主义,对于世界各国人民来说,是一股祸水;这股祸水流到哪里,哪里的人民就会遭殃。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国际金融资本垄断集团在全球推行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模式,本意在于不仅盘剥本国人民,而且要控制全球经济,掠夺全世界人民。但他们未曾料到,他们酿制的毒酒,最后也毒害了自己。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模式,是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阶段过渡到国际金融资本垄断阶段的一种变异的、野蛮的资本主义模式。这种制度模式,不仅没有缓解马克思揭示的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而且由于它进一步提高了生产社会化的程度,并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实现了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也就大大加剧了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及其他主要矛盾。2007年的金融危机就是这个矛盾的集中爆发,不仅使美国自身遭受了巨大的灾难,而且蔓延至全世界,将全人类拖入了近百年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以至社会危机的深渊,并使美国最终沦落为人类灾难的制造者。

即使如此,“第三条道路”却依然很难拯救危机中的美国。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新自由主义成了过街老鼠。大环境虽同世纪之交有所不同,但必须看到,它的根基仍异常牢固,影响仍非常大,尤其是其阶级基础——国际金融资本垄断集团在这场危机中不仅没有损伤,从财富占有的角度观察,其实力还在增长。据美国智库发布的2013年报告称:美国5%最富和20%最穷的收入差距达到1967年监测以来的最大值;2009—2012年,最富的1%的人攫取了美国新增财富的95%。

问:杨承训教授,您认为这次金融危机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哪些新特征?

在新自由主义政策推行时期,发达国家的资本利润率有了一定回升,拉美国家一度恢复了短暂的低速经济增长,世界经济一体化在不断加强。然而,这些有限的成绩是以加剧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为代价的,也是不可持续的。总的来看,新自由主义的施行不仅延缓了世界经济增长的步速,而且造成了全面的经济困境。

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新自由主义模式是一条通往灾难之路!

今天的华尔街,其势力、影响力已经渗透进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奥巴马哪怕是对新自由主义模式稍作改良也会步履维艰,比如政府提出的旨在加强金融监管、限制自营交易的一些法案,虽几经波折得以通过,但实施起来却遇到了华尔街的顽强抵抗;为遏制社会两极分化急剧扩大的趋势,奥巴马提高最低工资的决定,立即遭到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质疑,共和党也紧跟着提出批评;奥巴马政府实施扩张财政,加大社会投入,共和党便一而再、再而三地制造财政悬崖,逼迫奥巴马退却,否则政府就得断炊关门;奥巴马最为得意的医保改革方案虽获参众两院通过,但其后批评不绝、争议不断,为保中期选举,不得不丢卒保车,让主持、推动医改立法的卫生部长凯瑟琳·西贝利厄斯辞职;尤其令奥巴马尴尬的是,就在2014年美国国庆期间,美国昆尼皮亚克大学调查中心发布民调显示,奥巴马被评为二战后美国“最差总统”!

杨承训:阶段性特征是个性与共性的联结点。以美国为首的现代资本主义的阶段特征就是由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嬗变为国际金融超级垄断资本主义,这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与经济危机跟踪研究》一书的一个基本判断。该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大量的事实为依据,不仅分析了帝国主义的本性和基本矛盾,而且着重分析了它新出现的矛盾和新的表现形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资本主义体系有几个演变的关键点:起点是布雷顿森林条约,美国成为美元霸权帝国;飙升是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美元与黄金脱钩,新自由主义政策占统治地位,美元霸权进一步强化对虚拟资本的国际垄断;爆破是2007年至今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及其延续。

经济增长显着减速甚至陷入衰退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看来,奥巴马效法克林顿,试图让美国走一条既超越新自由主义模式之“右”,又超越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之“左”的“第三条道路”,是前途不妙、凶多吉少了!

从经济规律上看,金融上升为统治地位、经济核心,协调支配整个经济,是一个必然趋势,是发达市场经济的升华。但是,必须有一定的限度、制度保证以及其他条件配套。如果金融资本畸形化,数量无比巨大,脱离实体经济,变成为少数垄断金融资本巨头的投机、欺诈、发财的工具,那就会造成经济混乱,变成危害经济的祸水,在更高程度上加剧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个别企业(特别是日益精巧的金融机构和投机的垄断组织及其圈套丛生的金融创新)与整个社会无政府状态的矛盾,加剧了两极分化。尤其是一种货币和一小撮资本垄断集团控制了全世界,用印钞机剥削全世界,成为在全世界投机、欺诈、发财的武器。战后的美国成为以美元为武器的金融霸主,不仅控制本国巨大金融资本,而且控制全世界,使国内的金融和国际的金融形成一个连通器,加速经济的虚拟化,走向泡沫化,导致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

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泛滥以来,世界经济增长不仅没有提速反而明显减缓,一些国家甚至陷入严重经济倒退,这已成为公认的事实。在新自由主义政策施行于欧美、拉美、苏东及俄罗斯、亚洲等国家和地区的重要时期,世界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与前一个时期相比,从4.5%下降到了2.9%,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则下降了一半。[2]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国际超级金融垄断资本带来了一系列经济、政治新的阶段特征,总体上可概括为七点。资本主义发展极端不平衡,形成了美国独霸世界的格局(苏联解体前曾有两霸相争),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绝对领袖和国际宪兵,把它的所谓“国家利益”扩展到全世界。美国以无比强大的综合实力为后盾,以美元霸权取代一般的国际货币关系,通过与实体经济相脱离的虚拟经济主导全球化,剥削广大发展中国家,表现了后殖民主义的新形式。垄断最先进的技术,并与虚拟资本紧密结合,强化金融的流动性与连锁性。通过跨国公司组织推进实体产业转移,以新形式垄断国际商品市场与技术市场。以虚拟经济支撑军事优势,利用核武器与空间技术等控制全球,军事力量布满世界各地,尤其抢占战略资源地域。以新自由主义和“民主价值观”作为统治意识,成为“意识帝国”,并作为战略政策在全世界强力推行,竭力对所有的国家进行颠覆、渗透。由超级的经济虚拟化导致整体泡沫化,由金融危机引发经济危机,并通过各种方式转嫁于世界各国。这其中,最核心的经济特征乃是国际超级金融资本垄断,虚拟经济主导国内与世界经济。这七个特点是相辅相成、互为条件的。美国的虚拟经济达到GDP的50倍之多,它垄断了金融的走势和信用评估的话语权,控制或渗透各国的大银行和股市,乃至财政。就军事而言,它在全世界的军事霸权也是靠金融虚拟资本支持的。

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的首要目标是恢复经济增长,而结果令人失望。20世纪90年代以来,拉美经济增长呈现一种明显的前高后低、逐步衰退的态势:1991-1994年经济增长率不足4%,1998年后,拉美由于接连发生经济危机或金融动荡,1999年和2001年的经济增长率仅为0.5%和0.3%,2002年又下降了0.5个百分点。这远远低于国际金融机构1997年时的估计,基本上重新陷入80年代债务危机后的那种停滞和衰退状态。[3]据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公布数字,拉美经济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比例,1960年为8%,到21世纪初仅为4%。

问: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这些新特征?

在俄罗斯,实行转型的10年里经济大幅下滑。1989年,俄罗斯的GDP是中国的2倍多,而10年后仅为中国的1/3。前苏东地区的其他国家也基本采纳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都没能取得预想成效,而是迎来了令人沮丧的“转型萧条”。到2003年,在26个苏东国家中,只有7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其1990年的水平,其中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2003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其1990年的40%左右。直到2007年,仍然有5个国家经济总量没有恢复到其1990年的水平。[4]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也不得不承认这次的“转型萧条”要比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大约是相当于发生了一次大规模战争。[5]

杨承训:国际超级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七个新特点同以往帝国主义的五个特征之间的关系,即后者继承与扩展前者,根本性质未变,而是发生了部分质变,寄生性、腐朽性更加突出了。正如列宁论证帝国主义阶段时所说:“金融资本主义并不消除资本主义的低级形式(较不发达、较落后的形式),而是从它们中间、在它们之上成长起来。”(《列宁全集》第54卷第194页)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根本矛盾虽未变化,但有的矛盾激化了,有的新发生了,有的采取了新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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