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解密历史 2019-11-25 18:55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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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事变之研究与思考,安倍令中国高层极其愤怒

今年是“七七抗战”(亦称“七七事变”、“卢沟桥事变”)77周年,在标识中国全面抗战的重大历史节点,梳理学界对77年前那一重大历史事变的研究成果,对认识安倍政府的政治走向,当不无益处。

“任何人想要否定、歪曲甚至美化侵略历史,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绝不答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七七事变”77周年纪念仪式上的讲话成为外界审视中日关系的最新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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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规格”和“对日施压”是各方强调最多的两个关键词。英国广播公司网站7日称,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等中央领导也出席了纪念仪式。这次抗战纪念活动规格之高较为罕见。中国官方媒体直播了纪念仪式。学者认为,中共高规格纪念“七七事变”,相信与日本在本月初通过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有关。日本富士电视台称,中国国家主席参加卢沟桥事变纪念仪式,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由此可以看出今后中国会持续“国家级别的对日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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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舆论十分关注中国7日举行的抗战爆发77周年纪念活动。《朝日新闻》以“习近平卢沟桥出席纪念活动,中国加强对日施压”为题称,位于北京市郊卢沟桥畔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7日举行纪念仪式,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讲话。中国最高领导人参加这一纪念活动非常罕见,展现了中方在历史问题上正式加强对安倍晋三政权施压的态度。

徐勇(北大) (进入专栏)  

  日本《产经新闻》称,中国以“七七事变”77周年为契机,在全国各地举行纪念活动,并开展反日宣传。官方媒体呼吁人们不忘国耻,鼓舞爱国心。

6月27日,日本安倍政府提交了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议案最终版本。2天后,在东京市中心地区,一名日本男子以自焚的方式,抗议日本修改和平宪法。然而,在遭到强烈反对的情况下,7月1日,安倍政府仍然以内阁决议形式调整对宪法的解释,部分解除对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限制。今年是“七七抗战”(亦称“七七事变”、“卢沟桥事变”)77周年,在标识中国全面抗战的重大历史节点,梳理学界对77年前那一重大历史事变的研究成果,对认识安倍政府的政治走向,当不无益处。

《日本经济新闻》称,对于抗日战争相关纪念日,中国的惯例是在逢五、逢十的节点举行大规模活动。而像此次这样在“77周年”这一并非关键年份举行大规模纪念活动,而且由最高领导人出席是非常罕见的。中国今后有可能进一步加强对日强硬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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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朝鲜日报》7日援引北京一名外交消息人士的话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最近解禁集体自卫权并私自破坏‘战后秩序’,这让中国最高领导层极其愤怒。此举意味着中国将进一步增强对日攻势。”

七七抗战研究:中国的正义性不容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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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在德国总理访华期间痛批日本战时侵略”,路透社7日把当天中国最大的两个新闻联系起来。报道称,经常赞扬德国为二战侵略忏悔的中国在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期间有针对性地强调日本的战时侵略,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与来访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共见记者时表示,77年前的今天,面对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奋起抗争,浴血抗战八年,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只有牢记历史教训,才能开辟未来,永葆和平。

中日史学界关于“七七事变”的研究,大致始于1980年代中期,并且一直是中日历史研究的重点。上世纪末期,胡德坤、曲家源、李云汉、荣维木等学者发表了大量相关著作和文章。日本学者关于“七七事变”的研究著作也相当多。

7月7日,首都各界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隆重集会,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纪念仪式并发表重要讲话。

   日本军国主义通过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国和东亚世界造成了历史性的沉痛灾难。战后各国人士对此问题保持了持续的关注。其中,在中日两国的学术考察方法与研究结论方面,存在若干差异,或出现过不同程度的分歧性的讨论。为此,本文拟结合学界的资料整理情况及其代表性研究观点的梳理,对于事件的考察与研究做一些新的探讨。

  面对中国的抗战纪念,日本政府并没有表现出反省态度,而是进行辩解。据共同社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7日在记者会上称:“中国恣意将历史问题国际化的做法对地区和平与合作毫无益处。”菅义伟还称:“我国作为和平国家的历程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好评……发展面向未来的合作关系的姿态才是国家领导人应有的态度。”《环球时报》记者就此致电日本外务省国际报道科室,对方拒绝发表更多评论。

不过,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祝彦表示,关于这段历史,中日双方学者的研究侧重点不同,得出的结论也有差异。有一部分日本学者,为了所谓的“国家利益”,寻找有利于证明自己“合法”与“正义”的历史依据,甚至得出否认战争侵略性的结论,从而掩盖历史真相。

日本政府进行辩解并无反省态度

  

1990年代以来,抗战史研究出现前所未有的“跨界”、共同研究的特点。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还和日本、韩国、美国等国及中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广泛开展学术交流,并组织相关纪念活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06—2009年,中日两国政府发起、开展了中日共同历史研究。2010年1月,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公布了阶段性研究报告,涉及“七七事变”等重要历史问题,并发布了中方的表述:此事件作为个案发生可能具有偶然性,但从历史演变过程看,它的发生又有必然性。

“高规格”和“对日施压”是各方强调最多的两个关键词。英国广播公司网站7日称,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等中央领导也出席了纪念仪式。这次抗战纪念活动规格之高较为罕见。中国官方媒体直播了纪念仪式。学者认为,中共高规格纪念“七七事变”,相信与日本在本月初通过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有关。日本富士电视台称,中国国家主席参加卢沟桥事变纪念仪式,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由此可以看出今后中国会持续“国家级别的对日批判”。

   一、相关研究与问题要点

日本侵华蓄谋已久,有史料为证。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特聘编审荣维木介绍,日本早就制定了“蚕食”和“鲸吞”的侵华战略。史学界经常提到的田中奏折,其真实性虽然有待确认,但是1890年第一次帝国会议的相关史料,明确记录了日本提出的“大陆政策”,即主张要占领朝鲜、满蒙地区乃至全中国、全世界。1927年东方会议的相关史料,也明确记录了日本当时发布的侵华“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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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神户大学教授安井三吉在其著作《卢沟桥事件》中,谴责了日本对中国发动战争的侵略行为。书中明确表示,正如中国人常说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日本的侵华是有计划、有预谋的。

7月7日,首都各界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隆重集会,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俞正声等出席纪念仪式。

   海峡两岸学界对于卢沟桥事变史料的整理,一直十分重视且成果丰富。已整理出版有当事者回忆资料,如何基沣等《“七七”事变纪实》(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秦德纯《七七卢沟桥事变经过》,王冷斋《卢沟桥事变及平津沦陷》,金振中《卢沟桥抗战经过》(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选编》第25辑)等。史料汇编成果有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台北,1981),罗家伦主编《卢沟桥事变史料》上、下册(《革命文献》第106、107辑,台北,1984),中共中央党校党史资料室编《卢沟桥事变与平津抗战》(1986),全国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1986)等。研究专著主要有李云汉《卢沟桥事变》(台北,1987),马仲廉的《卢沟桥事变与华北抗战》(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荣维木的《炮火下的觉醒——卢沟桥事变》(广西大学出版社,1996),等等。

日本《产经新闻》称,中国以“七七事变”77周年为契机,在全国各地举行纪念活动,并开展反日宣传。官方媒体呼吁人们不忘国耻,鼓舞爱国心。

   在日本方面,作为战争的发动者,其直接的战争筹划与决策机密文件,已在战败投降前夕大批焚毁,相当一批重要的日本军政决策文件已经永远消失了。不过,经过战后官民各界多种渠道的发掘收集,也有一些史料被重新发现。迄今所发现和出版的当事人回忆、部队战斗详报、部队史、旧报刊战时报道等的收集与利用,受到普遍重视。主要有:清水节郎手记、第三大队战斗详报、田中新一《中国事变记录》相关诸条、井本熊男《作战日志缀录之中国事变》、华北驻屯军第一联队《卢沟桥附近战斗详报》、支驻步一会《中国驻屯步兵第一联队史》(非卖品)、日军谈判代表寺平忠辅《卢沟桥事件》等。专著方面作为“官史”的《战史丛书》102卷,其中关系到卢沟桥事变的有《北支治安战》(1),《大本营陆军部》(1),《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等卷。战后批判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侵略战争的学术专著,代表性的有井上清的多种专著,有江口圭一《卢沟桥事件》,安井三吉《卢沟桥事件》。右翼方面则有秦郁彦《卢沟桥事件研究》,等等。

韩国《朝鲜日报》7日援引北京一名外交消息人士的话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最近解禁集体自卫权并私自破坏‘战后秩序’,这让中国最高领导层极其愤怒。此举意味着中国将进一步增强对日攻势。”

   围绕上述史料发掘、整理与研究,在右翼阵营之外,在有关对华战争,包括卢沟桥事件侵略性质问题上,大体上获得日本研究者的承认,日本政府在外交上也不能否认这一结论。但是在事件的发生原因、过程等方面,日本学界多注重个案性的考据方法,着眼于卢沟桥驻地日军的作战计划及目标分析,形成了“第一枪”“计划论”等问题焦点,在日本学界结论不一,和中方学界存在较大的分歧与讨论。

“中国在德国总理访华期间痛批日本战时侵略”,路透社7日把当天中国最大的两个新闻联系起来。报道称,经常赞扬德国为二战侵略忏悔的中国在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期间有针对性地强调日本的战时侵略,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与来访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共见记者时表示,77年前的今天,面对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奋起抗争,浴血抗战八年,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只有牢记历史教训,才能开辟未来,永葆和平。

   安井三吉曾指出,由于日军烧毁档案等原因,现存“卢沟桥事件”的资料不够。安井明确强调日军惯用挑衅手段以扩大侵华事端:“从柳条湖事件、天津事件、上海事变以及山海关事件,这一连串事件,全都是由关东军或支那驻屯军的‘谋略’炮制的。”不过,其著作以较长的篇幅讨论了卢沟桥事变的偶然性与必然性问题,并从“第一发”的追查中确认事件的“偶发”性,“卢沟桥事件同柳条湖事件不同,‘第一发’的开枪者是谁没有判明……卢沟桥事件对于日中双方来说,都是‘偶发’的”。安井主张“偶发”结论,但其研究立场与秦郁彦、冈野笃夫的民粹主义显然有别,故安井三吉的著作受到右翼的攻击,也有中方学者对其偶发论提出商榷。安井三吉后来通过《卢沟桥事件研究现状与课题》等文章,就偶然性等问题讨论,一再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面对中国的抗战纪念,日本政府并没有表现出反省态度,而是进行辩解。据共同社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7日在记者会上称:“中国恣意将历史问题国际化的做法对地区和平与合作毫无益处。”菅义伟还称:“我国作为和平国家的历程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好评……发展面向未来的合作关系的姿态才是国家领导人应有的态度。”《环球时报》记者就此致电日本外务省国际报道科室,对方拒绝发表更多评论。

   日本民粹主义和右翼方面,值得关注的有秦郁彦等人执意为战争性质翻案的论述。秦郁彦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写过批评日本军队法西斯运动等方面的专著。但其后转向,使用“国家革新运动”之类词汇,以称呼1930年代的陆军政治势力,替换了自己原用的“法西斯运动”的说法。至1987年卢沟桥事变50周年之际,秦郁彦撰文片面摘取金振中回忆录中有关部队思想动员的话语,随意解释中方实施举国抗战的史实,纠缠于事变“第一枪”的烦琐考据,将战争扩大原因归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开战决心,由此而将战争责任推给中方。其后于1996年出版《卢沟桥事件研究》等著作,执意展开了同样观点,坚持强调是中国驻军开了第一枪。秦郁彦的上述论点在日本社会上有不小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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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21世纪后,由于内阁首相小泉连续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和东亚各国关系紧张。为解决中日两国在历史问题上的认识冲突,由两国外交机关推动,自2006年12月开始两国学者共同进行中日历史的共同研究,卢沟桥事变问题成为了共同研究的主题词之一。

7月7日,首都各界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隆重集会,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纪念仪式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是纪念仪式后,习近平等和各界代表走进展厅,参观“伟大胜利——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大型主题展览”。

   中日历史共同研究的日方报告书由波多野澄雄、庄司润一郎两位学者执笔,其叙述是:“卢沟桥最初的枪击事件是‘偶发的’,当地为进行局部解决进行了努力。但视这次冲突事件为良机,支那驻屯军(后来的北支那方面军)和关东军于是凭借绝对的军事力量开始实行打倒蒋介石和占领华北的意图”。这一论述,可以说是对于日本学界观点的一个总结。该论述着力于“枪声”等个案问题的探讨,强调其“偶然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确认了日军在事变前发动战争的计划沿革,指出了关东军等军方强硬主张的存在,也指出了“华北驻屯军频繁的夜间演习是对于宋哲元所率领的第二十九军的‘挑衅行动’”。

日本连续挑衅激起中国的“反日浪潮”

   作为上述共同研究的对应方,中方的表述是,在尚未发现更直接的资料的情况下,“卢沟桥事变作为个案,它的发生可能具有偶然性。但是……从历史的演变过程来看,卢沟桥事变的发生又带有必然性”。显然,中方报告书回应了日方说法,在总结两岸学界研究的基础上,强调综合分析日军侵华决策过程的重要意义。中方学界所说的“必然性”,即指卢沟桥事变是日本有计划、有预谋、有目的炮制的产物,是为日本蓄谋已久的侵华政策发展的必然结果,日本华北驻屯军是发动这一阴谋事件的直接责任者。

“中国隆重纪念抗战爆发成为一件全球瞩目的大事,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但更主要还是出于现实的要求。”日本道纪忠华智库首席研究员庚欣7日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说,“七七事变”已经过去77年,时代已经改变,但日本一些右翼势力仍然沉迷于过去,企图为历史翻案,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忧虑和警惕。中国举行高规格纪念活动,是对世界、对日本人民,更是对日本右翼势力发出的警示,显示了中国维护二战成果、维护未来和平的决心,少数人试图走回头路中国绝不答应,任何人想把历史车轮倒转绝不可能得逞。

   上述中日两国共同研究报告书的双方论证,以及长期以来的官民各界研究成果,均显示在卢沟桥事变的史料发掘、整理与研究上,特别是对于事件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等问题的解读方面,除开固执曲解历史的右翼阵营,中日学界仍然存在分歧,存在值得继续研究的巨大空间。

庚欣说,安倍执政下,日本这条船转向的感觉越来越明显,可以概括为“四改一破”,从非军事化向军事化转变,从专守防卫向自由出兵转变,从美日同盟中的副手向要与美国平起平坐转变,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甚至军事大国转变,一破就是突破和平宪法束缚,寻求所谓正常国家。然而时代已经改变,一条船的转向会给我们造成麻烦和干扰,但不可能改变时代的潮流,不会改变日本逐渐下跌的“存在感”。中日力量对比将继续朝对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

  

在一些外媒看来,正是日本连续挑衅激起了中国的“反日浪潮”。美国广播公司7日报道称,中日两国因东海无人小岛陷入争端,中国对日本重新解释宪法、放松军事行动限制表示不安。在安倍去年底参拜供奉有日本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后,两国关系恶化。近来,北京试图引发国际社会对日本战时侵略罪行的关注。上月,中国宣布将包括反映日军暴行的日记、照片和证词等有关南京大屠杀和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历史档案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遗。从上周开始,中国每天在网上公布一名日本战犯笔供。

   二、日军侵略华北计划及扩军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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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首都各界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隆重集会,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纪念仪式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是参观结束后,习近平等亲切看望参加仪式的抗战老战士和老同志代表。

   日本自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地区之后,加速膨胀其大陆征服计划。1934年以陆军省新闻班名义,发布《国防之本义及其提倡》,提出了一整套推行军部法西斯集权的方针纲领。1936年爆发二二六事件,军部统制派实现其建立军部集权的目标,扶植广田内阁强化对外战争政策,并于1936年对《国防方针》与《用兵纲领》,进行了第三次修改并获日本天皇批准。

6日,中国纪念南京大屠杀的首个国家公祭网上线。《日本经济新闻》称,中国政府今年2月将9月3日定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2月13日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在这两个日子也可能同样举行大规模纪念活动。

   其第一条总纲,改订为“帝国国防之本义基于建国以来之皇谟,常以大义为本,加倍彰显国威”。较1923年第二次改定的“帝国国防之本义在于保障帝国的自主独立”等内容,更富于进攻性、侵略性。第二条规定要“整备武备”,以便于“在一旦有事之际,便可先机制敌,迅速达成战争目的”。8月7日“五相会议”制定了《国策基准》和《帝国外交方针》,规定:“根本国策在于国防与外交相配合,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向南方海洋方面发展。”正式确立了北南并进的对外扩张方针。

《首尔经济》7日说,中国对日本歪曲历史的批判连日来达到高峰。习近平上周访韩时与朴槿惠就对日本历史修正主义和扩大自卫权表示忧虑达成共识,并在首尔大学演讲时强调中韩两国共同抗击日本侵略的共同历史。韩国YTN电视台7日称,针对日本连续歪曲历史和美化侵略的行径,中国正对日本展开强大的历史攻势。

   上述大政方针之确定,还将中国确定为主要假想敌国之一,并为战争的需要制定了十分详尽的经济发展战略。1937年度(1936年9月以后的一年间)的对华作战计划中使用的兵力,由前一年度的9个师团增加到14个师团,同时规划了从多个方向实施大陆攻击的作战计划。

日前官员:日需对战争在中国留下的伤痕进行反省

   上述侵华大政方针的确立,源于日军侵华的全盘战略需求,同时也进一步推进了日军吞并华北的行动步伐。日军在华北的扩张,首先是大力扩张其驻华北的驻屯军,其战史称为“增强”。

对于安倍政府的右倾行为,日本国内也有很多反对声。《朝日新闻》7日报道称,最新民调显示,50%的人不支持解禁集体自卫权,支持者仅占30%。对于安倍并非修改宪法而是修改宪法解释这一做法,认为“合适”的人为18%,认为“不合适”的高达63%。

   日军占领中国东北地区后,随即进攻长城,以武力和谋略手段相结合,扶植冀东傀儡政权,掀动华北事变,并迅速扩编驻华北日军。1936年4月,经军部批准从国内各师团抽调步、炮、工兵等各类部队编入华北驻屯军,到6月增员近两倍,为5774名,马648匹,亦较此前增加近两倍。此次调兵行动十分隐蔽,据日本学者考察,其部分兵力是从山形、秋田等地征调,在天津、塘沽等地登陆。而日本当地报纸的报道,均写为进入了中国“××”港,试图严格加以保密。

《朝日新闻》还刊发社论称,内阁决议将政府不断重申为“不能做”的事变成了“能做”的事,这就像一场将黑说成白的转换。和平主义是日本宪法的基本原理之一,其基础决不能让一小撮政治家篡改。这对日本政治来说将成为非常危险的先例。

   据日本战史记载,1935年6月驻屯军在北平为两个中队,天津为8个中队,另有山炮兵1个中队,工兵1个小队。而到1936年6月增编后,其编制有军司令部1个,步兵旅团司令部1个,步兵联队两个,另有驻屯军战车队、骑兵队、炮兵联队、工兵队等部队。受驻屯军节制的还有驻华北的航空大队、各地守备队以及近20个特务机关。另有资料指出,日军记载的驻屯军人数显然过小,据上海申报馆1936年9月的调查,其人数已达1.4万人,又统计自1937年春轮换之后,其实际人数已超过2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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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方面对于日军的增兵扩编,提出了抗议,但日军置之不理。其《战史丛书》辩解说,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政府及后来的南京政府要求各国从平津等地撤兵,日本也做了撤兵努力,但因中国政局动荡,故为保护侨民增加了驻屯军云云。

7月7日,首都各界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隆重集会,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纪念仪式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是习近平和抗战老战士以及少年儿童一起按下启动按钮,为“独立自由勋章”雕塑揭幕。

   日本在华北的驻屯军,自1901年列强迫使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之后配置。其名义上的任务是执行条约所规定第7条“分保使馆”,第9条“以保京师至海通道无断绝之虞”。其数量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为2000人左右。驻华北驻屯军一直是日本干涉和威慑中国的重要力量之一,每逢中国有事,日本便增加兵力,压迫中国。

前自民党干事长野中广务6日在名古屋市内进行演讲强烈批评安倍内阁为解禁集体自卫权而通过决议修改宪法解释是“鲁莽之举”,“作为政治家,必须谦虚地对殖民地化在朝鲜半岛留下的爪印以及战争在中国留下的伤痕进行反省”。

   辛亥革命之后,北京政府曾就《辛丑条约》等不平等条约与列强谈判,要求加以废除或修订,在赔款等问题曾达成共识。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亦曾推行革命外交,要求和列国修订不平等条约。所以,《辛丑条约》是革命后的北、南中国政府所不承认的不平等条约。日本不仅在八国联军时期出兵人数最多,其后驻军人数亦为最多。在部分国家已经重新和中国政府修订该条约的形势下,日本坚持以此条约为依据,展开在华北地区的扩军行动,显然是坚持侵略立场,变本加厉利用旧条约,企图吞并华北,扩张其在华殖民权益。

然而,这些警告安倍政权很难听进去,摆脱战后体制、牵制中国是安倍当前一心追求的目标。6日,安倍开始访问大洋洲三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英国广播公司网站称,安倍此行将展示“积极和平主义新姿态”,并与澳大利亚签署防卫装备合作协议。日本《产经新闻》说,安倍此行旨在牵制中国。他此行将强化与3个国家之间的安保合作。安倍将通过促进日澳准同盟关系,形成对中国的巨大抑制力。

   日军人员扩编的绝对数量成倍增加,固然引人注目,而尤值得关注的是其军制上的变化。调整后的华北驻屯军,已不再是原定为守护使馆及交通线的守备部队,而是诸兵种合成具有攻战能力的野战重兵集团。其战斗力仅以改编初的力量而论,日方史书认为,“可以压制中国军队6个师”。而当时驻华北的中国第二十九军只有4个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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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学者松崎昭一指出,驻屯军升编其体制性质的变化,是从一个非正规编制的守备部队,升级成为“永驻部队”即常规编制部队。驻屯军司令官原为少将级(特殊时期可高配中将级),现正式改为中将级,由天皇亲授。首任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参谋长桥本群少将(师团参谋长通常为大佐),旅团长河边正三少将,共有3名将官。美国陆军战史专家托勒也指出,日军升编意味着从临时编成的守备队正式“转型为常设之海外驻屯军”。共同研究日方报告书指出,师团长亲授等制度是为与关东军“同格化”。这当然意味着日本对于华北地区的侵略规划已经完全纳入战争轨道,正式确定要择机展开对于华北的军事行动。

7月7日,首都各界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隆重集会,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纪念仪式并发表重要讲话。

升编后华北日军所担负的战略任务,由1936年4月28日军部颁发的《中国驻屯军勤务令》加以规定:“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隶属天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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