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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木最新雄文,兼谈美国

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及其走向,会受到自身政治结构和国际社会对其外交政策认可程度的双重影响。从这一视角来看,面对美国外交政策“战略东移”后可能的走向,我们可得出如下的判断。

司马南推荐语:此文极为有趣。论述角度独特新颖。作者功力令人叹服。但是,# 美国是半殖民地国家 #这个颠覆性的论断,真的成立吗? 您能同意吗?不同意的理由在哪里呢?

进入专题: 美国   政治结构   外交   半殖民地  

进入专题: 新时代   中美关系   制度竞争   整体防御  

美国;政治结构;外交选择;华尔街;金融资本

[内容简介]今天的美国已从早期民族主义国家蜕变为华尔街金融资本控制的国家,已从一个拥有独立主权和独立自主外交能力的国家,转变为由国际财团控制的半独立、甚至具有“半殖民地”性质的国家。如果我们明白了美国的政治结构,由此我们也就明白,中国和平发展的阻力并不是“占领华尔街”的美国人民,而是华尔街国际金融垄断财团。这样看来,中国外交的对手并不是整个美国,而是占美国人数很少一部分的华尔街国际财团中的反华势力。如果我们能够将美国人民与华尔街金融资本区分开来,我们就会清楚敌人在哪里,我们的战略力量就能进行合理的配置,我们的外交就会避免出现“左”或右的失误,如此这样,就会将我们的事业推向更加光明的未来。本文刊于2013年5月7日《中国国防报》第11版。

张文木  

张文木  

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及其走向,会受到自身政治结构和国际社会对其外交政策认可程度的双重影响。从这一视角来看,面对美国外交政策“战略东移”后可能的走向,我们可得出如下的判断。

原题:战略东移还是重返中东—美国政治结构中的外交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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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美国已失独立自主的外交能力

国家外交政策及其走向不取决于这个国家隔几年发表的各类白皮书和各式研究机构发表的研究报告,而是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政治结构和国际社会对其外交政策接受、认可的程度。结构决定性质,外交同理。笔者试着从这个角度研究美国的外交政策并对其“战略东移”后可能的走向做出必要的判断。

  

  

今天的美国到底是谁的?是美国人民的还是华尔街财阀的?现在的问题是,美国政府已“大权旁落”,是华尔街金融资本决定白宫而非相反。前阵子,奥巴马连任后就濒临“财政悬崖”,这便是华尔街金融资本敲打和提醒新任美国总统的方式之一。事实表明,今日之“美国”已绝非当年华盛顿创建的美国,而是华尔街财阀的代名词。

希拉里推行的“战略东移”未“达标”

  [内容简介]美国早期的社会结构主要是在反抗英国压迫中形成的。从华盛顿开国到二战前,美利坚合众国从属于欧洲主导的全球体系,因此那时的美国外交政策带有很强的民族主义即反欧洲压迫的色彩。两次大战中的大批量、长时间的军事订货在为美国崛起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为它制造了一个尾大不掉且反客为主的庞大的“军工复合体”。 尼克松更将美元直接与国际石油挂钩。这使原来可以支持美元坚挺的美国工业——那怕是军工——产品脱离了国民劳动,并直接转换成资源产品即国际石油。此后,美国外交的重点不再是为了获取石油的使用价值,而是要保证国际石油采购以美元结算;通过军事手段保持对石油的使用价值的垄断,并强迫国际社会对美元持续和旺盛的需求以使美元坚挺。但瞬间剧增的石油美元的主要部分与军工利润一样并没有回流给美国国民,而是回流到华尔街;这些巨额回报并没有增加美国国家的力量,而是增加了华尔街金融资本控制美国的力量。如果再考虑到美国没有国家控制的银行,而美国国家财政要依赖华尔街控制的美联储为其注资,以及美国外交的决策权已不在白宫而在华尔街等事实,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天的美国已从早期民族主义国家蜕变为华尔街金融资本控制的国家,已从一个拥有独立主权和独立自主外交能力的国家,转变为由国际财团控制的半独立、甚至具有“半殖民地”性质的国家。“殖民地”现象从南方国家向北方发达国家扩展,是当代帝国主义腐朽性的重要表现。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已经从一个原来受欧洲压迫的民族国家转变为一个受国际财团即华尔街压迫和剥削的半殖民地国家,今天的美国政府已经将其政治基础从石油美元转为军火美元并异化为战争政府,美国外交的目标再次回到战争的轨道。新时代的中美关系的竞争本质是制度竞争。随着国际资本收益面严重萎缩,美国对中国的无理索求已严重逼近中国的底线。与20世纪下半叶和21世纪初相比,中美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完全不同且有利于中国的重大变化,但是中国总体防御的外交态势没有改变,不过我们仍有局部攻势的必要和空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抓住国际社会主要矛盾,把握国际斗争规律,科学研判国际局势,吸取苏联亡党亡国历史教训,学习毛泽东对敌斗争艺术,采取一种在总体防御中的局部进攻的方针,把提速台海两岸统一进程作为优先考虑的选择。

华尔街军工复合体的片面增长,由战争开辟巨额海外收益,并未拉动民生领域生产,除部分中饱军火巨头私囊外,其余则在华尔街扣除后经财政渠道进入消费领域,由此刺激了美国服务业而非实体经济。结果与古罗马灭亡原因相似,大量虚拟财富涌入美国的同时,也窒息了美国实体经济的发展。

2010年1月12日,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夏威夷檀香山市杰斐逊纪念厅发表题为《亚洲的地区性架构:原则与重点》的演讲,向世界正式表达了美国外交“重返亚洲”的转向。但是,希拉里的“战略东移”政策并不表明美国外交转向符合美利坚民族利益,恰恰相反,它是一项单纯为华尔街国际资本谋利的外交选择。

  [美键词]美国、政治结构、外交、半殖民地

  

但这对美国还不是最坏的结局,最坏的结局是在尼克松之后。尼克松成功将美国带出越南战争泥潭后,却为此付出代价,他宣布放弃美元金本位,将美元直接与国际石油挂钩。这样原来可以支持美元坚挺的美国工业——哪怕是军工——产品,现在则脱离了国民劳动,直接转换为资源产品即国际石油。

2008年起美国出现次贷危机是美国在中东由军事失败导致的政治失控,及随之出现的伊朗、俄罗斯做出的减少美元结算石油政策导致的必然结果。美国经济问题不是生产而是金融即美元问题。对美元来说,因为美国缺乏实体生产及相应的民族工业能力,如果失去中东从而失去石油支撑,它就得另寻一笔类似苏联解体而释放出的巨量浮财以垫底。美国白宫官僚“买办们”比照苏联解体的经验认为这笔浮财只可能来自中国,由此便有了希拉里的“战略东移”政策。但希拉里也面临着巨大风险,由于中东失控,历史留给美元的时间非常有限,华尔街留给希拉里兑现承诺的时间也不会太长,如果在短期内不能搞垮中国,那“战略东移”就只能是希拉里的一场短暂的春梦。

  [发表刊物]《国际关系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主办)2013年第3期

  

尼克松之后,美国外交的重点不再是为了获取石油的使用价值,而是要保证国际石油采购以美元结算;通过军事手段保持对石油使用价值的垄断,并强行力保国际社会对美元持续和旺盛的需求以使美元坚挺。对于那些不愿以美元而以其他币种进行石油交易的国家,美国不惜采取军事手段予以惩罚。

“天安舰”事件前后,希拉里青睐的“茉莉花”运动在北非势如破竹,可在中国却碰了壁。美国在东海举行了一连串军演,高调宣布要将60%的海外军事力量“移师亚太”,希拉里也焦急且一厢情愿地翘盼中国“一枝‘茉莉’出墙来”。可几年下来,希拉里一无所获。中国挺过来了,可美元却撑不住了,随之而来的是希拉里下台。希拉里下台意味着她极力推行的“战略东移”没有在规定的时间里完成规定的任务。不达标,自然就要走人。

  

   了完全不同且有利于中国的变化。研究中美关系这个阶段的特点和本质,“把握本质和全局,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①],对新时代制定正确的外交政策是十分必要的。

以美国国民生命代价维持的石油美元,瞬间剧增了美国财富,但它的主要部分与军工利润一样并未回流给美国国民,而是回流到华尔街;这些巨额回报并未增加美国力量,而是增加了华尔街金融资本的力量。2011年,美国国民发动街头革命的指向并非白宫或各州政府,而是华尔街。再考虑到美国没有国家控制的银行而国家财政要依赖华尔街控制的美联储为其注资,美国外交决策权已不在白宫而在华尔街等事实便知:今天的美国已从早期民族主义国家蜕变为华尔街金融资本控制的国家,从一个拥有独立主权和独立自主外交能力的国家,转变为由国际财团控制的半独立,甚至具有“半殖民地”性质的国家。

二战后美国政治出现“大权旁落的有害现象”

  国家外交政策及其走向不取决于它每隔几年发表的各种白皮书和各类研究机构发表的研究报告,而是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政治结构和国际社会对其外交政策接受的程度。结构决定性质,外交同理。笔者试从这个角度研究美国的外交政策,并对其“战略东移”可能的走向及中国应对政策做出必要的分析。

  

中东既是美国安全的基点也是终点

我们说希拉里的“战略东移”是一场春梦,就要对其进行梦的解析。这要从美国政治结构及其决定的外交走向说起。

  

一  新时代中美竞争本质是制度竞争

国际政治学者梁亚滨在谈到石油美元不劳而获的本质时说:“美国凭借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优势地位,使石油利润全部转换成美元资本,同时使石油美元的流动绕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完全按照美国的利益,以购买美国各种债券等金融资产的方式回流美国,弥补美国的财政和贸易赤字。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确立石油的美元标价和结算制度,同时说服石油出口带来的巨额顺差用来购买美国国债。”美元从黄金本位时代被推入石油本位时代。美元的基础也从本国产品转移到中东石油。由此可知,尼克松之后的美国外交日益向中东集结,以及石油价格在几十年间迅速偏离其价值的原因。

国家需求是一种结构性的存在。美国最早的社会结构主要是在反抗英国压迫中形成。从华盛顿开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利坚民族属于被欧洲压迫的民族,美利坚合众国属于被欧洲压迫的国家,因此,这一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带有很强的民族主义即反欧洲压迫的色彩,这一时期美国的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与美利坚民族的利益需求大体一致,尚属民族资本范畴。

  一、美利坚民族国家形成及其异化

  

金本位条件下的美元要靠劳动产品支持,而石油美元则要依靠控制世界富油区的战争胜利来保证,这极大满足了美国华尔街军工复合体的利益,为华尔街金融财团在军工利润外增加了新的能源支持。军工保证能源、能源保证金融,金融在军工、能源双滚动中增值,从而最终保证华尔街金融资本在美国的主宰地位。美元依赖国际石油交易后,华尔街金融资本就彻底与美利坚民族相分离,并利用掌握在手的世界资源,牢牢钳制着美国政府并使其成为华尔街谋利的工具。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美国跻身世界强国提供了机会,美国利用这次战争联手苏联,将东欧让给苏军解放,由此欧洲被所谓“铁幕”一分为二,欧洲世界霸权从心脏地带被摧毁。随后,美国与苏联并列成为世界霸权大国。

  

   新时代中美关系的竞争本质是制度竞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已从一个原受欧洲压迫的民族国家转变为一个受国际财团即华尔街压迫和剥削的半殖民地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并没有给美国人民带来自由和解放,反而使美国更深地受到军火资本集团的控制并异化为军工资本的盈利工具。艾森豪威尔总统意识到这一变化的危险,1961年1月17日,卸任前的他“感到有必要就这些发展的危险性向全国再次发出警告”。他说:

华尔街将美国国家生存的基础放在海外石油上,等于将美国的安全基点从本土移至中东,结果便是华尔街金融资本将超负荷的国防任务强加于美国政府,并使之自越南战争后再次透支了它的国力。2007—2009年间,美国国防支出占美国联邦财政总支出的20%左右,而同期军费支出却占国防支出96%左右,国防支出基本没有“浪费”,都用于军费了。其间的关系是,国家财政依赖华尔街金融,华尔街金融依赖军工和能源的扩张;军工能源扩张又必须靠对外战争拉动,战争胜利再反哺财政。战争在这一利益链条中成了国家财政增长的“推土机”,而成本越来越高的战争又进一步透支了国家财政。如此恶性循环,致使美国发生了迄今尚不见尽头的危机,而危机又恰恰以战争的失败或难以为继为先导。

在这“从奴隶到将军的”转变中,美国的军工生产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样,美国军工集团也因此得到极大的政策优惠。在太平洋战争前夕,罗斯福曾对军火大亨们说:“我将尽我所能,通过尽快地向世界上大约40或50个现在还保持独立的国家运送一切它们有能力支付的货物,以维护它们的独立。这就是美国的外交政策。”这里,“维护它们的独立”就是保持欧洲破碎状态的另种表述;换言之,只要欧洲保持破碎,美国军火就有市场。

  “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1】国家需求是一种结构性的存在。美国最早的社会结构主要是在反抗英国压迫中形成的。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Warren I. Cohen)等曾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的世界是由欧洲主宰的。在我们追溯1913年至1945年间的美国对外关系史时,重要的一点是应当认识到美国是在由欧洲军事、经济和文化主导下的世界体系当中得以建立并从事其对外事务的。”【2】从华盛顿开国到二战前,美利坚合众国从属于欧洲主导的全球体系,因此那时的美国外交政策带有很强的民族主义即反欧洲压迫的色彩,美国的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与美利坚民族的利益需求大体一致,尚属民族资本范畴。华盛顿早期强调工业立国。就职的当天,他特意穿着国产布料制成的服装,这“使一切后继者,一切后来的立法者,获得一次深刻的教训,告诉他们怎样才能够促进这个国家的福利”。【3】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对美国独立战争的性质作了中肯的评价:“一切工业都垄断在祖国的手里,这一点就是美国革命主要原因之一,至于茶税事件只是提供了革命爆发的一个机会。”【4】美国在林肯时期完成了国家统一,终止了美国对英国的政治依附,走上了独立自主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庞大的军事编制和巨大的军火工业的这种结合,在美国是前所未有的。它的整个影响——经济的、政治的甚至精神的——在每座城市、每个州政府、每个联邦政府机构里都能感受到。我们承认这种发展是绝对必要。然而我们不可不看到它是牵连广远的。我们的劳动、资源和生计全都同它有牵连;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也是如此。

战略再平衡后美国可能重返中东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进入冷战,美国与苏联全球争霸再次刺激并强化了美国的军事工业。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大批量且长时期的军事订货在为美国崛起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为美国制造了一个尾大不掉且反客为主的庞大的“军工复合体”。这是美国政治的结构性变化。艾森豪威尔意识到这一变化的危险性,在他卸任总统时“感到有必要就这些发展的危险性向全国再次发出警告”,他说:“庞大的军事编制和巨大的军火工业的这种结合,在美国是前所未有的。它的整个影响——经济的、政治的甚至精神的——在每座城市、每个州政府、每个联邦政府机构里都能感受到……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也是如此。在政府的各种会议上,我们必须防止军事—工业复合体有意无意地施加不正当的影响。促成这种大权旁落的有害现象的潜在势力,目前存在,今后也将继续存在。”

  二战的爆发为美国跻身世界强国提供了机遇,美国利用这次战争联手苏联,将法国诺曼底做为开辟第二战场的地点,将东欧让给苏军解放,由此欧洲为所谓的“铁幕”一分为二,欧洲世界霸权从中心地带被摧毁。随后,美苏并列成为世界霸权大国。二战后期,美苏在一系列国际会议上分割世界,最终形成由雅尔塔会议确定的苏联控制东欧和远东陆地部分、美国控制海洋和整个西欧的划分。这个划分是战后雅尔塔和平体系的法权基础。

   在政府的各种会议上,我们必须防止军事-工业复合体有意无意地施加不正当的影响。促成这种大权旁落的有害现象的潜在势力,目前存在,今后也将继续存在。

了解了美国政治结构后,便知“战略东移”的本质,可预判今后的外交走向。目前美国还未完全放弃“战略东移”外交策略,华尔街财阀始终期望着中国发生他们所希望的政治改变。但中国的发展与其期望的日行渐远,所显示出的政治稳定性更令其沮丧。

艾森豪威尔提到美国当时已出现的“大权旁落”即指美国当时军火财团支配政府决策的现象。与华尔街狼狈为奸的军工财团需要的是军火生意,而拉动军火工业的只能是战争,最好是美国直接发动的战争。为了巩固在美国已形成的反客为主的政治地位,华尔街军工复合体就必须迫使白宫不断制造敌人,以此促使美国外交不断强势升级直至战争。

  在这“从奴隶到将军”的转变中,美国的军工生产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样美国军工集团也从国家那里得到极大的政策优惠。太平洋战争前夕,罗斯福曾对军火大亨们说,欧洲打仗,我卖军火:“越多越好!来,快来!使我们的工厂能进行批量生产,好!”“我将尽我所能,通过尽快地向世界上大约40或50个现在还保持独立的国家运送一切它们有能力支付的货物,以维护它们的独立。这就是美国的外交政策。(鼓掌)”【5】这里,“维护它们的独立”就是保持欧洲破碎状态的另种表述;换言之,只要欧洲保持破碎,美国军火就有市场。二战后,美苏进入冷战,美苏全球争霸再次刺激并强化了美国军事工业。两次大战中的大批量、长时间的军事订货在为美国崛起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为它制造了一个尾大不掉且反客为主的庞大的“军工复合体”。这是美国政治的一个结构性的变化。艾森豪威尔总统意识到这一变化的危险,他卸任时“感到有必要就这些发展的危险性向全国再次发出警告”,他说:“庞大的军事编制和巨大的军火工业的这种结合,在美国是前所未有的。它的整个影响——经济的、政治的甚至精神的——在每座城市、每个州政府、每个联邦政府机构里都能感受到。”“我们的劳动、资源和生计全都同它有牵连;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也是如此。在政府的各种会议上,我们必须防止军事-工业复合体有意无意地施加不正当的影响。促成这种大权旁落的有害现象的潜在势力,目前存在,今后也将继续存在。”【6】

   我们绝不可让这种结合的压力危及我们的自由和民主进程。我们不可掉以轻心。[②]

有人认为奥巴马第二任外交将实行“战略再平衡”政策,所谓“再平衡”,实质就是不让支撑美元的支柱失衡。如果近期来自国外的“浮财”无望,美国只能经过若干次摇摆后重返中东。与乔治·沃克·布什时期不同的是,今后美国的中东政策将回归到尼克松和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时期的多边均势,并通过均势控制中东各国:谁当政就跟谁接触,条件是石油交易须用美元结算。

这时的美国政治已不由政治家而由军火商操纵了。美国政府许多重要官员,特别是国防部的官员都是军火商的代言人。

  注意:艾氏提到美国当时已出现的“大权旁落”即指军火财团支配政府决策的现象。集中于华尔街【7】的军工财团——哪怕在和平时期——需要的不是面包而是军火,而拉动军火工业只能是战争,最好是美国直接发动的战争。为了巩固其在美国已形成的反客为主的政治地位,这个“军工复合体”从部门利益出发就必须不断制造敌人,以此促使美国外交不断强势升级且不能停止的战争。只要有战争,美国的军工集团就有军火赢利,由此它在美联储乃至美国就有巩固的地位。巨大的利润——庞大的国内枪支销售利润只是它用于保底的基数——增加了军工财团的收入,华尔街财团再拿出其中部分通过美联储反补白宫并由此控制美国财政。如果白宫拿钱不办事,摆在它前面的就是“财政悬崖”——由此可以解释为何美国枪击案频发而禁枪难以立法【8】,以及在二战后美国又提出遏制理论并继续发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深层原因。

   时至20世纪80年代,顶着“冷战之父”光环的乔治·凯南已看明白。他说:

由此是否说明,中国的压力减轻或应对美国“战略东移”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呢?决不能这样认为。华尔街金融资本在中国周边转悠,说明它的攻击有了难度,但并不意味着放弃了中国这个目标,它还在等待时机。

今天美国已失独立自主的外交能力

  美国称霸世界之后,其政治结构便日益失去民族性和独立性。这时美国政治已不由政治家而由军火商操纵了。美国政府许多重要官员,特别是国防部的官员都是军火商的代言人【9】。而对于那些试图停止战争从而使国家摆脱军火商控制的具有民族主义意识的美国总统(如肯尼迪)不是被暗杀就是被换掉。他们知道,民生工业在和平时期只会有助于美利坚民族的发展而非军工复合体的成长;一旦美利坚民族有了日益壮大的民族工业,就会有自己的财政来源继而有国家可以控制的银行,这样白宫与华尔街的地位就会发生翻转。这是华尔街国际资本财团不愿意看到的结局,而避免这样结局的方式只有不断制造战争。

   由于我们在和平时期维持庞大的军事机构并向其他国家出售大批军火,成千上万的既得利益者业已形成,也就是说,我们在冷战中造成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我们已经使自己依赖于这种可憎的行径。而且如今我们对它的依赖程度已经很深,以致可以毫无偏见地说:假如没有俄国人和他们那莫须有的邪恶作为我们黩武有理的根据,我们还会想出另一些敌手来代替他们。[③]

那么中国如何应对?比较苏联解体和中国这些年成功的经验分析,挫败国际反华势力图谋最关键的因素是,始终不渝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有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党的意志才能贯彻,四项基本原则才能得到确保。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从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实践中总结出的,决不能淡忘革命先烈用鲜血书写的治国经验和思想遗产。有了党的坚强领导,再有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就一定能在激烈的大国博弈中取得胜利。

这里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美国到底是谁的,是美利坚民族的还是华尔街军工复合体的。如果白宫能够决定华尔街,那它就是民族的力量;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已“大权旁落”,是华尔街金融资本决定白宫而非相反。前阵子,奥巴马二期连任甫始便遇到的“财政悬崖”,就是华尔街金融资本敲打和提醒新任美国总统的方式之一。事实表明,今日之“美国”已非华盛顿创建的那个美国,它已成了华尔街国际财团而非民族资本的代名词。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美国到底是谁的,是美利坚民族的还是军工复合体的。列宁一针见血,他说:“生产的集中;由集中而成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的溶合或混合生长——这就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10】具体说到美国,华尔街国际资本就是这个“银行和工业溶合或混合”力量的象征。如果它可以为美利坚民族国家所掌握,也就是说,如果白宫能够决定华尔街,那它就是民族的力量——比如当年的英国,这样的霸权还是压迫民族的霸权;现在的问题是,今天的美国已与列宁时期大为不同,它已“大权旁落”:是华尔街国际资本决定白宫而非相反。奥巴马二期连任甫始便遇到的“财政悬崖”就是华尔街国际资本敲打和提醒新任美国总统的方式之一。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曾称美国中情局常用暗杀手段对付与美国拉开距离的拉美左翼领导人【11】,何止于此,即使是美国总统,如要想与华尔街国际资本拉开距离,其结果也是朝夕不保。事实表明,今日之“美国”已非华盛顿创建的那个美国:那时,正如李斯特所说,“一切工业都垄断在祖国的手里”【12】,而现在它已成了华尔街国际财团而非民族资本的代名词。

   其实,毛泽东早在60年代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1960年美国有关国家安全的各部门雇用人员达370万,有关国家安全的各项主要开支共为457亿美元,约占政府预算的58%,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1950年至1959年,美国全国企业扩大了76.5%,而国防部开支则增加了246.2%。美国最大的50家公司获得了全部主要军事合同的65%。1960年6月8日,毛泽东在看到这份材料后批示: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国外社会主义跟踪研究”课题组成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华尔街军工复合体的片面增长与当年英国以战争扩大殖民市场,以殖民市场扩大推动国内生产的结果不同,这些由战争开辟的巨额海外收益,并没有拉动民生领域的生产,除了一部分中饱军火巨头的私囊外,其余的则在华尔街扣除后经白宫财政进入了消费领域,由此刺激了美国服务业而非实体经济。结果与古罗马灭亡的原因相似,大量或真实或虚拟财富涌入美国的同时,也窒息了美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实体经济的衰落严重削弱了美利坚民族独立的根基:没有实体经济生产,美国政府只能听由华尔街金融财团的摆布。

  美国的军工复合体的片面增长与当年工业帝国主义英国以战争扩大殖民市场,以殖民市场扩大推动国内生产的结果不同,而与高利贷帝国主义的法国相似。这些由战争开辟的巨额海外收益的相当部分在美国并没有进入除军工之外的其他生产领域,除了一部分中饱军火巨头的私囊外,其余的则经华尔街扣除后由白宫财政进入了国民消费领域,由此刺激了美国服务业以及随后的虚拟经济而非实体经济。2010年美国服务业在GDP中所占比重达70%左右,狭义上的制造业在美国GDP中所占比重由1990年代中期的17%强降至目前的12%左右【13】。这使得美国由以往的以实体经济为主体的生产性社会结构不自觉地滑入一个以消费为主业的寄生性社会结构,并且到目前为止仍“没能找到一个合理的办法把维持庞大的武装力量所需要的工业和财政支持跟社会上其他事业联系起来”【14】。结果与古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相似,大量或真实或虚拟的财富涌入美国的同时,也窒息了美国的实体经济和美国人的劳动精神。实体经济的衰落削弱了美利坚民族独立的根基:没有实体经济生产,美国政府只能听由华尔街金融财团的摆布,而金融家与吸血虫一样,需要的不是国家,而是供其吸血的附体——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不吸取在朝鲜和越南战败的教训,在国家持续衰落时还要屡败屡战,不断发动扩张战争的深层原因。时至20世纪80年代,凯南已看明白,他说:“由于我们在和平时期维持庞大的军事机构并向其他国家出售大批军火,成千上万的既得利益者业已形成,也就是说,我们在冷战中造成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我们已经使自己依赖于这种可憎的行径。而且如今我们对它的依赖程度已经很深, 以致可以毫无偏见地说:假如没有俄国人和他们那莫须有的邪恶作为我们黩武有理的根据,我们还会想出另一些敌手来代替他们。”【15】

   美国为什么不愿意裁军呢?答案就在这里。这是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需要一个庞大的军力和一个庞大的武器库。[④]

但这对美国还不是最坏的结局,最坏的结局是在尼克松之后。尼克松成功使美国摆脱越战并与中国修好,但他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对美国而言也许是致命的:他宣布放弃美元金本位,而将美元直接与国际石油挂钩。这样原来可以支持美元坚挺的美国工业——哪怕是军工——产品,现在则脱离了国民劳动、直接转换为资源产品即国际石油。

  如果说在尼克松之前,华尔街的主要财源是军火工业,需要战争以支撑其赢利。为了战争,他们需要理由:于是他们将凯南提出的目标远超出美国国力的从全球遏制苏联的战略瞬间炒热,而对于同期李普曼从美利坚民族主义立场出发主张“目的和力量之间保持平衡”【16】的节制国力的观点有意淡化,对于主张从朝鲜或越南撤军的总统或暗杀或缩短任期。这时的美国已成为华尔街盈利的工具。美国乃至接受它资助的外国总统上任后不管推行什么政策,如不能为华尔街获利,就必须走人。

   尼克松之后美国依托石油美元金融资本,特朗普上台后美国转而依托军火美元金融资本。因此,这一时期,美中主要矛盾不是表现为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与社会主义中国的矛盾,而是表现为华尔街及其白宫买办资本集团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矛盾。

尼克松之后,美国外交的重点不再是为了获取石油的使用价值而是要保证国际石油采购以美元结算;通过军事手段保持对石油使用价值的垄断并强行保证国际社会对美元持续和旺盛的需求以使美元坚挺。对于那些不愿以美元而以其他币种进行石油交易的国家,美国不惜军事手段予以惩罚。

  但这对美国还不是最坏的结局,最坏的结局是在尼克松之后。尼克松为美利坚民族做出的最卓越的贡献是成功使美国摆脱越战并与中国修好,但他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对美利坚民族而言也许是致命的:他宣布放弃美元的金本位而将美元直接与国际石油挂钩。于是原来可以支持美元坚挺的美国工业——那怕是军工——产品,直接变成了脱离了国民劳动且远离本土的资源产品即国际石油。这样,美元的坚挺就要靠国际大宗消费品石油的采购以美元结算来保证。从劳动形态上说,今后支持美元的就不是国民劳动而是国家对外战争。自从古罗马的存在方式建立在对外战争而不是国民劳动后,其统治者依靠的就不是罗马公民而是军阀;华尔街的赢利方式一旦摆脱美国的实体生产和国民劳动,它也就摆脱美利坚国家及其民族性约束。同样的道理,由于美国国民已失去国民劳动的基础,它也就只有听凭华尔街国际资本的摆布了。学者梁亚滨指出石油美元这种不劳而获的寄生本质:“美国凭借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优势地位使石油利润全部转换成美元资本,同时使石油美元的流动绕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完全按照美国的利益,以购买美国各种债券等金融资产的方式回流美国,弥补美国的财政和贸易赤字。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确立石油的美元标价和结算制度,同时说服石油出口带来的巨额顺差用来购买美国国债。”“美国对世界石油控制的关键是确保石油标价和结算使用美元,并且只能使美元。”【17】明乎此,也就不难理解尼克松连任的第二年(1973年10月)便发生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原因。沙特是第一个同意用石油美元购买美国有价证券——也只能购买有价证券而不能购买股票、不动产或其他有形资产——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简称“欧佩克”)国家。1975年“欧佩克”成员国同意只用美元进行石油结算【18】。1977年10月,“欧佩克”宣布石油价格由每桶3.011 美元提高至5.11美元。稍后,又再度提高到11.65 美元,结果使得世界的国际收支结构发生很大变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以美国国民生命代价维持的石油美元使美国财富瞬间剧增,但它的主要部分与军工利润一样并没有回流给美国国民而是回流到华尔街;这些巨额回报并没有增加美国的力量,而是增加了华尔街金融资本的力量。2011年,美国国民发动街头革命的指向并不是白宫或各州政府而是华尔街。如果再考虑到美国没有国家控制的银行,而美国国家财政要依赖华尔街控制的美联储为其注资以及美国外交的决策权已不在白宫而在华尔街等事实,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天的美国已从早期民族主义国家蜕变为华尔街金融资本控制的国家,已从一个拥有独立主权和独立自主外交能力的国家,转变为由国际财团控制的半独立、甚至具有“半殖民地”性质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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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时代,美国已堕落为与世界和平为敌的国家

中东既是美国安全的基点也是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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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学者梁亚滨谈到石油美元不劳而获的寄生本质时说:“美国凭借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优势地位,使石油利润全部转换成美元资本,同时使石油美元的流动绕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完全按照美国的利益,以购买美国各种债券等金融资产的方式回流美国,弥补美国的财政和贸易赤字。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确立石油的美元标价和结算制度,同时说服石油出口带来的巨额顺差用来购买美国国债。”美元从黄金本位被推入石油本位时代。美元的基础也从本国产品转移到中东石油。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尼克松之后的美国外交日益向中东集结,以及石油价格在几十年间迅速偏离其价值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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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特朗普政府将自己的政治基础从以往的石油美元移至军工美元,它手握大量军工订单,而能使军工美元赢利的不是市场而是战场。1974年3月25日,毛泽东在与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谈到“裁军”、“持久和平”口号的欺骗性时指出:“这样一讲,他的(美国——笔者注)武器就没有销路了。”[⑤]因此,今天的美国政府已异化为战争政府,这不是因为它有了明确的“敌人”,而是返还订单利润的需要。这意味着在新时代,世界和平成了美国的敌人;美国外交的目标再次回到战争的轨道。自列宁之后,世界再次提出战争与和平的话题。

金本位条件下的美元要靠劳动产品支持,而石油美元则要依靠控制世界富油区的战争胜利来保证,这大大地满足了美国华尔街军工复合体的利益,同时为华尔街金融财团在军工利润外又增加了新的能源支持。军工保证能源、能源保证金融,金融在军工、能源双滚动中增值,从而最终保证华尔街金融资本在美国的主宰地位。美元依赖国际石油交易后,华尔街金融资本就彻底与美利坚民族相分离,并利用其掌握在手的世界资源,牢牢钳制着美国并使其成为华尔街谋利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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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后相当时期内,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调是战争,它的敌人就是和平。而与和平为敌就是与人类为敌,这从反面将中国推至国际道义的制高点。在和平已是全世界人心所向的大背景下,中国应理直气壮地高举世界和平的大旗。对于特朗普而言,妨碍美国战争外交的主要障碍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国,因此,中美之间的矛盾本质上是美国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矛盾。在这种矛盾中,中国主张和平因而是正义的一方,美国坚持战争因而是非正义的一方。1956年,毛泽东在回答印尼总统苏加诺关于未来日本“会不会向外侵略”的问题时说:“这要制度改变以后才能解决。想侵略的不是人民,而是垄断财团。”[⑥]

将国家生存的基础不放在国内产品而是放在海外石油,这等于将美国的安全基点从本土移至中东,结果便是华尔街金融资本将超负荷的国防任务强加于美国,并使之自越南战争后再次透支了它的国力。2007~2009年间,美国国防支出占美国联邦财政总支出的20%左右,而同期军费支出却占国防支出96%左右,国防支出基本没有“浪费”,都用于军费了。其间的关系是,国家财政依赖华尔街金融,华尔街金融依赖军工和能源的扩张;军工能源扩张又必须以对外战争拉动,战争胜利再反哺财政。战争成了国家财政增长的“推土机”,而成本越来越高的战争又进一步透支了国家财政。如此恶性循环,致使美国发生了迄今尚不见尽头的危机,而危机又恰恰以战争的失败或难以为继为先导。

   目前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这种新的矛盾结构中,美国华尔街国际垄断资本所获的剩余价值率及相应的利润盈利面临严重收缩。

经过若干次摇摆后美国可能重返中东

   据报道,亚洲一度被西方投行视为可为其手续费收入带来巨大利润的宝藏,但2016年的排行榜已经被中资投行所主导。研究机构Dealogic的数据显示,2016年中资投行已经将亚洲并购和融资交易咨询费用的60%收入囊中,这一比例也创下纪录水平。没有一家美国或欧洲投行在亚洲(不包括日本和澳大利亚的交易活动)排名榜上挤入前六。“高盛排名的下滑也成为可以说明西方投行在亚洲市场的发展前景如何黯淡下来的知名案例。”2014年,所有在中国及亚洲新兴经济体开展业务的投行中,高盛排名第一,但在2016年,它连前十名也进不了;与前几年相比,其在2016年前半年的亚洲收益和份额均大幅缩水。高盛分析师Richard Ramsden表示,预期华尔街第一季度资本市场整体收入同比下滑15%,为近年来最差开年。标普500指数2016年以来累计下跌13%,道指2016年以来累计下跌6%。令华尔街担忧的是,摩根大通对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风险敞口已经高达440亿美元。近年该行屡次提高贷款损失准备金。据美国财经网消息,该行贷款损失准备金已经从1月的8900万美元增加至13亿美元。[⑦]

了解了美国政治结构,也就清楚了美国“战略东移”的本质,从而可以预判美国今后外交走向。目前美国还没有完全放弃“战略东移”外交,因为华尔街财阀们还指望中国发生他们希望的政治变化。但中国的发展与他们希望的前景日显南辕北辙,其间中国显示出的政治稳定性更让他们沮丧。

   前英国伦敦经济政策署署长、经济学家罗思义提供的分析数据表明:七国集团在2007~201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显著低于1929~1940年的增速,其中增长最慢的是美国。由此,他认为:

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琼斯在美国某智库发表讲话称,“转向亚太”是奥巴马最后悔的用词,甚至传出今年奥巴马将叫停“转向亚太”战略;也有人认为奥巴马第二任外交将实行“战略再平衡”政策。什么叫“再平衡”,说白了就是不让支撑美元的支柱失衡。如果近期来自中国的“浮财”无望,美国只能经过若干次摇摆后重返中东。

   由于美国经济整体增长缓慢,以及随之产生的内政动荡,美国政府单方面有可能会继续采取危险举动。

最近美国跟塔利班的接触以及美国国会军事干预叙利亚的呼声日高的现象,透露出美国外交再次向中东偏斜的征兆。美国所谓“反恐”的目的只能是石油,至于谁执政并不重要。事实上,白宫目前的咄咄逼人的表态解决不了美元疲软问题。在中国和中东之间,如果在中国无机可乘,美国只能重返中东。与小布什时期中东政策所不同的只能是,今后美国的中东政策将回归到尼克松和老布什时期的多边均势,并通过均势控制中东各国的策略:谁当政就跟谁接触,条件就是石油交易必须用美元结算。

   美国经济缓慢增长正逐渐导致美国丧失全球经济霸主地位,但同时美国的兵力仍然强大无比,由此带来的风险是美国新保守派支持在国际事务上优先选择军事解决方案,甚至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⑧]

由此是否说明中国的压力减轻或中国在应对美国“战略东移”已取得决定性胜利了呢?决不能这样认为。华尔街金融资本这只“狼”在中国周边转悠,只能说明它的攻击有了难度而并不意味它放弃中国这个目标。它还在等待时机。

   无独有偶,同样的形势在100年前也出现过。1916年,列宁在对资本主义五强(美、英、俄、德、法)的国际利润分配差距做了研究后,在相隔不过两页的文字中两次问道:

那么,中国能否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呢?那要看条件。比较苏联解体和中国这些年成功的经验分析,中国挫败国际反华势力图谋最关键的因素是,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有了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权,党的意志才能贯彻,四项基本原则才能得到确保。这是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从残酷的中国革命历程中总结出的,因而决不能淡忘的血写的治国经验和思想遗产。坚持这条经验,我们就能在当前的国际斗争中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就能在激烈的大国博弈中取得胜利。有了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就有了取得斗争胜利的前提,如果我们再有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我们就一定能够赢得新世纪国际斗争的主动权。

   既然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那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用实力来解决矛盾,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如果我们明白了美国的政治结构,由此我们也就明白,中国和平发展的阻力并不是“占领华尔街”的美国人民,而是华尔街国际金融垄断财团。这样看来,中国外交的对手并不是整个美国,而是占美国人数很少一部分的华尔街国际财团中的反华势力。

   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要消除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积累同金融资本对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分割这两者之间不相适应的状况,除了用战争以外,还能有什么其他办法呢?[⑨]

如果我们把华尔街金融资本与美国特别是与美国人民混为一谈,那我们就弄不清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如果我们能够将美国人民与华尔街金融资本区分开来,我们就会清楚敌人在哪里,我们的战略力量就能进行合理的配置,我们的外交就会避免出现“左”或右的失误,如此这样,就会将我们的事业推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两次世界大战使得美国军工行业成为美国制造业的核心,“强化美国军工可以对美国制造业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2015年美国的军费开支为近6000亿美元(包含其他‘杂费’的国防开支为近8000亿美元),再加上美国武器出口带来的2000多亿美元,美国军工企业一年的总收入为8000亿美元,占到当年全美制造业总收入的近1/3。仅航天军工一项对美国GDP的贡献度就达2-3%”。[⑩]2017年11月,美国国会批准总额达7000亿美元的军费预算。IHS Markit分析员伊士曼表示:“特朗普总统及其政府在他的第一份预算中,寻求大幅增加军费。”[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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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报道:2018年4月份美国失业率降至3.9%,达到200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显然,美国当前就业率上升是由军工生产大规模开工造成的。《纽约时报》文章称,在过去60年时间里,美国只有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失业率维持在4%以下[12],而当时恰恰是美国在越南战场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冷战后全球军费的最高纪录是2010年的16300亿美元。”[13]此时,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战场上欲罢不能。毛泽东同志看到了美国垄断资本制度是世界的动荡根源。1973年6月5日,他对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说,越南战争“花了1200亿美元,打了11年。一个不能讲越南话的美国兵,离开美国多少公里,跑到越南送死,那个能持久啊?其所以能打11年,就是军火商人拼命消耗那些B-52之类”。[14]

   “经济是政治的最集中的表现。”[15]在国际资本收益严重萎缩的今天,美国对中国的无理索求已严重逼近中国的底线,双方妥协的余地越来越小。这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和平与发展”尽管值得争取,但空间将迅速收缩。对此,我们应争取最好的结果,做最坏的准备。

  

三  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首要问题

   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首要问题仍是毛泽东同志指出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他还指出:“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16]毛泽东的这一论断对于观察新时代中国面临的国际矛盾仍有指导意义。

“问题就是矛盾。”观察今天的世界矛盾,还得回到阶级分析方法。20世纪50年代世界出现两个阵营及其相应的“冷战”,这是当时以“军工美元”为主体的国际金融垄断集团根据其军工利润需要制造出的一种政治幻影,而“冷战”的概念恰恰就是对这种幻影的恰当描述:它用意识形态中的“两个主义”的斗争掩盖了国际垄断集团的对军工利润的现实需要,并由此诱使美国及欧洲国家走向“冷战”对抗。而苏联接受了有失辩证法的“冷战”概念,与美国形成巨大冲突,并使自己在这种冲突中受到巨大损害。1962年赫鲁晓夫挑起的“古巴导弹危机”,将本不愿跟随美国的西方国家推向美国,将正在反对华尔街军工资本集团的美国人民推向越南战场。苏联也在与美国全球争霸中不自觉地将自己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异化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帝国主义者”[17]。1974年2月25日,毛泽东在会见第三世界领导人时说:“这个世界上是有帝国主义存在,俄国(指苏联——笔者注)也叫社会帝国主义,这种制度也就酝酿着战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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