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解密历史 2019-11-25 18:55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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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一篇报道606英镑_军事历史_好文学网,在借鉴历史中打好对日舆论战

自2012年底安倍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和保守势力甚嚣尘上,除了不断放出否定侵略历史、否定南京大屠杀、否定日本强征慰安妇的言论外,还在钓鱼岛等问题上不断挑衅中国,频频挑动南海周边国家制造事端,同时执意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

图片说明:图为当时媒体对甲午战争报道剪影

舆论战;日本;借鉴;中国;西方媒体

战争中的舆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人心向背,意味着军心士气等。由此,这一本来与炮火硝烟相隔甚远的文化形态,却与战争过程如影随形,让瞬息万变的战场动态更加扑朔迷离,以致深刻影响着一场战争的走向。

自2012年底安倍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和保守势力甚嚣尘上,除了不断放出否定侵略历史、否定南京大屠杀、否定日本强征慰安妇的言论外,还在钓鱼岛等问题上不断挑衅中国,频频挑动南海周边国家制造事端,同时执意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并以所谓“内阁决议”的形式解禁了日本集体自卫权,中日关系由此跌入谷底。

甲午战争中,相比于清朝政府对舆论宣传的漠视与放任,日本主动操纵现代传媒工具,让反复传播的战争谎言深深影响了社会公众和国际舆论,在不见硝烟的战场上占据了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清军的败局。

与安倍政府这一系列举动相配合的是其不断颠倒黑白、肆意抹黑中国的舆论战。去年初,所谓的“火控雷达照射”事件,就是日本政府串通部分媒体无中生有、恶意炒作的对华舆论战的典型案例。近来更是变本加厉,先是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指责中国在南海“使用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接着又指责中国军机“异常接近”日本自卫队飞机。在遭中方驳斥后,日本又开始借中国在东海防空识别区正常识别行为大做文章,大肆炒作中国飞机“反复异常接近美国军机”。

时至今日,当我们再次翻开与甲午战争有关的报纸、图片、文件,去审视战场背后的声音时,那一幕幕让人悲愤无奈的事实,又能让我们想到什么呢?

在抹黑中国的舆论战中,安倍还肆意操纵媒体,左右舆论导向。他上台后,日本大部分媒体对日美频频举行联合军演避而不谈,反而大肆渲染中国的军演,就连一贯对中国持相对友好立场的《朝日新闻》也难以避免,在其“国际时事”专栏中,充斥着大量关于中国扩军、海上演习和所谓“侵占日本领空”的不实报道。安倍还任用右翼分子籾井胜人为日本最大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NHK的会长,在其操纵下,一直以公信度相标榜的NHK毫不掩饰地成了安倍传播右翼言论的私器。

——编者

日本频频挑起舆论战的目的无外乎三个方面:一是对内欺骗日本民众,使日本国内产生遭中国威胁的危机感,从而为其修改宪法和解禁集体自卫权减轻压力;二是在国际社会上制造“中国威胁论”,宣扬中国“国强必霸”,发动周边国家“围攻”中国,挑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发展保持警戒并施加压力;三是成为“正常国家”,“全面恢复日本的地位”,其实是复活军国主义,这是安倍政权的最终、最根本的目的所在。

由于清廷与日本政府舆论较量上的失败,加快和加重了一场原本正义战争的败局。鉴古知今,甲午战争中那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也让我们殇思……

实际上,日本在历史上就早有舆论战的先例,通过抹黑中国欺骗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是近代以来日本一贯的伎俩。甲午战争时期,日本本来是地地道道的侵略者,但是当时的日本政府却通过操纵甚至收买国内外媒体,将甲午战争塑造成“文明”对“野蛮”的战争。在战争爆发前,日本政府就利用国内媒体大造舆论,将中国视作“野蛮”国家,极力鼓吹“将朝鲜从中国控制下解放出来”,将日本包装成东亚和平的救世主,煽动对华战争。战争爆发后,在日本政府和军部的支持下,其国内各大媒体都派出了随军记者,而报道活动及内容则受战地高等司令部的严格审查和监督,在这种情况下,媒体完全变成了美化日本侵略战争的机器。

日本早在对朝鲜进行战略包围时,就将舆论宣传上升为国家战略。他们曾秘密聘请美国《纽约论坛报》的记者豪斯作为国家舆论宣传的总指挥,制定的策略就是把中国和日本“包装”成野蛮与文明的代表,并有计划地引导西方媒体形成共识。如经过策划,《纽约新闻报》就曾发表评论说:“中国的战败将意味着数百万人从愚蒙、专制和独裁中得到解放。”

日本还特别关注西方媒体的舆论动向,并利用包括金钱在内的各种手段打通与西方媒体的关系,使西方媒体在舆论上站到日本一边。当时的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周藏就与《泰晤士报》建立了关系,并向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请寄供政治上和私人之用的额外经费”。继青木后,日本驻英代理公使内田也是积极对英国的媒体进行攻关。这些外交官在给陆奥宗光的报告中说道,《每日电讯》、友好的《泰晤士报》和其他主要报纸,由于审慎地雇用,均就上述消息改变了腔调。除路透社外,几家主要报纸和电讯报社都保证了合作。在德国,《科隆报》的政治通讯员、友好的《大陆报》也因此而受到影响,“你要提供我约一千英镑做特工经费”。在美国,日本也是大力进行媒体攻关,《纽约时报》、《先驱报》和《先进报》等美国重要媒体都站到了日本一边,宣传日本代表着文明与进步,认为其出兵朝鲜有利于东亚的和平。

战争期间,日本高度重视和收集国内外舆论信息。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就常常询问工作人员:“国内外报纸之评论如何?乞来电。”日本驻其他国家的公使也积极收集当地的舆论信息并及时汇报。如日本驻俄国公使在发给他的电报中说:“关于朝鲜问题,该地各报之评论已于本年七月二十日,以第三十五号相告。……现将目前足以窥知该国人对我国一般之意图,概要译述如下,供您参考……”

每当西方媒体上出现不利于日本的报道时,日本都会全力组织危机攻关,如旅顺大屠杀后,美国的《世界报》刊发了以“日军大屠杀”为题的长篇通讯,英国的很多媒体也都进行了报道。面对西方媒体对日军暴行的披露,日本一方面利用媒体进行反驳,另一方面还通过“演戏”将日军塑造成仁义之师,如日军占领威海卫后,假仁假义地给中国俘虏疗伤,然后释放他们,在这过程中,日军事先安排好了随军记者拍照。

日本朝野有组织、有计划地通过新闻媒体,向本国人民灌输“朝鲜独立论”“义战论”“文野之战论”和对中国的“蔑视论”,以营造国内支持战争的舆论氛围。如日本《邮便报知新闻》在1894年6月6日的社论中就叫嚣:“我帝国必须援助朝鲜,并有坚决维护其国体之决心”“此实为我帝国之天职,顺天之责任”。紧接着《北国新闻》《朝野新闻》《东京曙新闻》《东京横滨每日新闻》等报刊也随声附和,为军事侵略“正名”。

由于日本善于操纵媒体、颠倒是非,而清政府在应对国际舆论方面几乎乏善可陈,因此真相被蒙蔽,使得清政府在战场上彻底失败之前,就已经失去了国际舆论的支持。当时,就连战争刚爆发时同情并支持中国的在华传教士及其创办的《万国公报》也站到了日本一边。所有这些都加速了清政府在战争中的失败,并影响了后来的中日谈判。到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它同样通过操纵舆论,动员国内民众参加侵华战争,并欺骗了世界舆论。

反观清政府在战争期间由于对国内舆论的不闻不问,致使舆论到了混乱的程度。战前,国内报刊上既有主张加强海军建设,积极备战的,也有主张希望派特使去努力寻求和平的;既有重复过去那一套痛骂,并宣称不久将彻底消灭日本的自负言论,也有对战局悲观预测的文章。在外国人看来,当时的国内舆论是“无知、自负和可笑的”。

今天,安倍政权发起的舆论战,正是效仿了甲午战争和侵华战争时期的舆论战略。明白了这段历史,安倍复活军国主义道路的用心便昭然若揭。对于这些抹黑中国的舆论战,我们利用各种场合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回应。比如,2014年1月,包括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驻欧盟使团团长、驻多国大使、代办、驻多地总领事、特派员等在内的共计43名中国高级别外交官员公开署名在所驻国媒体上谴责安倍。习近平总书记“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的重要讲话,更是对日本“中国威胁论”的有力驳斥。当然,我们也不能仅仅满足于官方的回应,而是应把对日舆论战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加强官方、学术界、民间团体、各种媒体的有效互动,从而掌握国际舆论的话语权,使世界更加了解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不良用心和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宏伟战略。

清政府在掌握国际舆论动向上更是处处被动。美国人丹涅特在《美国人在东亚》中说,中方“以口舌文告,日劳精弊神于英、俄、德、法、美五国之交,垂五十日。迄无要领” 。1894年7月23日,驻朝日军发动事变,包围了汉城电报总局,切断了经义州通往中国的电信线路,中国各级驻外公使、官员竟无一人向朝廷报告,也没有一个人向朝廷汇报所在国当地媒体的战前舆论动态。随后,中日两国的高领导人都宣布了宣战诏书。光绪皇帝的宣战诏书主要阐述:朝鲜是我们的藩属,现在有内乱,它请中国出兵平息内乱,这是中国和朝鲜内部的事情,与别国无关,日本不应出兵。明治天皇的宣战诏书则阐明:中国侵犯了朝鲜的独立,我出兵是帮助朝鲜巩固独立;对中国宣战是为了保护朝鲜;强调东亚和平、世界和平等。日本的宣战诏书当然充斥着谎言,但从舆论的角度看,比清朝诏书更容易拉拢国际舆论。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日本在战争中善于借助随军记者宣传自己,借助国外媒体为自己做议题策划。据统计,甲午战争期间日本66家报社派出从军记者1114人,其中以《朝日新闻》《中央新闻》为。战争爆发后仅1个月,西方记者就获得了随军采访的许可。随日军从日本本土出发的西方记者,就有114名,另还有11名现场速描记者和4名摄影记者。日本还策划在随军记者的全程见证之下,给受伤的清军“提供医疗服务”,然后释放了他们,并把自杀身亡的北洋舰队司令官丁汝昌的灵柩“以礼送回”。英国法学泰斗胡兰德竟然“盛赞”:这是日本作为成熟的文明国家的标志性事件。

日军攻占旅顺后,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随军记者克里曼在1894年12月20日纽约《世界报》刊载了《日军大屠杀》长篇通讯,一时间国际上掀起了批评日军野蛮行径的舆论浪潮。(作者系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系政工教研室主任,总政舆论战教材编审专家。

日本在甲午战争期间对国际舆论的拉拢和利用,甚至不惜使用金钱收买、欺骗等卑劣的手段。驻英公使青木周藏在呈送国内的报告中说:“我以前就与《泰晤士报》建立了关系……把英国政府拉向我们一边……请寄供政治上和私人之用的额外经费。”据日本文献记载,当时让英国中央通讯社发表一次有偿新闻,日本需付给2000日元;通过路透社发布有偿新闻,则每次付给606英镑。

反观清政府在舆论宣传策略上却表现得茫然。战争爆发伊始,很多西方媒体向中日两国同时提交了随军采访申请,然而与日本政府主动邀请记者随军采访不同,清政府在整个战争期间不仅不允许国内外记者随军采访,还有两个西方记者因为错走到中方阵地,而被砍了头,引起许多外交风波。

与日本外交官争相撰文进行舆论造势相比,翻遍甲午战争期间所有的《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等大报,没看到一篇中国官方或者个人主动提供给国外公众阅读的资料。驻英法等国公使龚照瑗不通英法语言,主要依赖英籍雇员马格里获取信息。1894年7月11日前,他一直逗留法国,接连向国内发回的“英廷力劝和平议事”“俄将请各大邦与闻”“英廷向倭云,定不能请中弃上邦权,催速和解”等信息都是凭马格里的探报,没有一条是来自公开的新闻报道。

清朝国内媒体经常报道的失实,导致国际形象和信誉受损,甚至闹笑话。如牙山之战本是中方失败,而8月16日出版的《点石斋画报》却将其描述为中方大胜。之后的平壤之战,清军大败,守将叶志超讳败报捷,从官方到媒体却一片喝彩,经国外媒体披露后,成为了国际丑闻,以至于后来当国内报道“旅顺大屠杀”时,很多外国人竟然不相信。

反省是为前行铺路。时代虽已变迁,但日本右翼在“钓鱼岛主权争端”等问题上舆论宣传策略“设计”的精明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们必须全面掌握舆情、准确研判对手,实战实备开展舆论斗争,力戒粗疏空泛。

1894年7月25日,英国商船高升号被日本海军击沉。英国朝野震动,国内舆论一致声讨日本对国际公理的践踏,军方也要求政府对日军事报复。危机之下,日本一面与英国政府沟通,避免事态恶化,一面对事实进行剪裁,重新捏造证据,并利用权威专家“解读”方式扭转不利舆论。在驻英公使青木周藏的积极公关下,《泰晤士报》于8月3日和6日分别发表了剑桥大学教授韦斯特来克、牛津大学教授胡兰德的文章,为日本野蛮行径辩护,认为日舰击沉高升号是合理的,责任不在日本。这两个人均为当时英国着名国际法权威,他们的据法替日狡辩,促使原本对日不满的英国舆论改变了腔调。

日军攻占旅顺后,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随军记者克里曼在1894年12月20日纽约《世界报》刊载了《日军大屠杀》长篇通讯,一时间国际上掀起了批评日军野蛮行径的舆论浪潮。危机之下,日本一边指责记者的报道是失实的,请美国驻日本的公使到现场调查;一边说清军如何残暴,日军所处决的不是俘虏或平民而是罪犯。在日本的舆论公关下,终舆论转向了对日有利的一面。

反观清政府对待高升号被击沉、旅顺大屠杀等事件,虽然国内的舆论普遍在声讨日军的暴行,却仅限于国内的谴责和谩骂,没有向欧美新闻记者主动提供任何信息,对当时世界主流媒体没有只言片语,自恃正义在手,坐等欧美等国对日兴兵问罪。结果,眼睁睁看着日本政府运用舆论公关让许多欧美的媒体,包括那些原本同情中方的媒体倒向了日方。

铭记伤痛是为了警醒。日本历史上是一个惯于制造事端,又善于在危机到来时进行舆论公关的国家。时至今日,中日围绕“钓鱼岛主权争端”爆发危机的可能性绝不能排除。历史昭示,舆论斗争“有理也要辩三分”。当危机来临时,我们必须抢占舆论制高点,牢牢掌握主动权,针锋相对地将舆论斗争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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