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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举办,谁缔造了古代中国

近年来,史学界对东亚秩序进行了深入研究,在现代学术框架下对朝贡体系、宗藩体系、“天下”等传统制度和理念进行了细致辨析和研讨,引起国内外学界的关注。

  8月24至25日,第二届“东亚秩序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我校召开。此次会议由我校历史文化学院、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编辑部、《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协办。会议期间,来自日本、韩国、越南、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27位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围绕着东亚秩序的理念、构造和朝贡体系与近代亚洲两大主题,展开了深入的交流与探讨。同时,来自全国各高校及科研单位的百余名“东亚史学研习营”学员亦参加了学术研讨会。

70年前日本战败。东亚区域内,中国历时8年之久的抗日战争结束,这是中日两国在50年内发生的第二次战争。与这次战争的法西斯侵略性质相比,1894年的甲午战争,更像是日本在清朝主导的东亚“天下”体制下的一次冒险。然而它成功了,随着《马关条约》的签订,朝鲜成为“独立”国家,而非清朝藩属国。

来源: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东亚;演变;文明生态;秩序;视角

  会议开幕式由我校历史文化学院刘晓东教授主持。我校副校长、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主任韩东育教授,《抗日战争研究》主编高士华研究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主编、编审李大龙研究员先后致开幕辞。

日本并非第一个挑战传统东亚“天下”格局的国家,1884年的中法战争之后,中法签订了诸多条约,清政府放弃了对越南的“宗主权”。

2013年6月14日,东北师范大学韩东育教授在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举办了一场题为“东亚世界的不同表述及其困局”的讲座。 韩教授的演讲从对比奥特利乌斯和利玛窦分别绘制的不同视角下的世界地图开始,首先分析了两个作者对当时的世界尤其是东亚的认识。接着,韩教授按照历史演变顺序,回顾了自夏商周三代以至晚清民国和二战后东亚国际秩序的演变过程。他指出,在春秋战国以前的东亚存在着一个若有如有、若即若离的宗主—藩属的国际秩序,但这种秩序因为秦国的统一而遭到破坏。韩教授认为,秦时郡县制的确立,虽然有利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但是也使得中国对中国以外的世界的关注减少,中国的疆域也不再具有弹性。但这种秩序经过汉初一百年的转变又得以重新确立,并一直被维持到近代。韩教授也分析了东亚朝贡体系得以形成和维系近两千年的原因,指出中国和周围国家和民族之间的“落差”正是这种秩序得以存在的前提和重要原因。在讲解朝贡体系瓦解时,韩教授指出,这种瓦解不仅是因为外来的西方秩序的冲击,也源于其内部的“自解体”。这种“自解体”现象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东亚正两极的存在和斗争,日本一直妄图取代中国的宗主国地位,重建一个以其为中心的东亚秩序体系。近代以来,日本在东亚率先崛起,完成近代化。为取代中国的宗主国地位,重建一个以其为中心的东亚秩序体系,面对亚欧两种势力,日本使用了“双向连理”的策略。但是这种策略最终导致日本受到了亚欧共同的打击,出现“双向反弹”的局面。 韩东育教授历任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副主任、主任,现任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历史学科教授委员会主任委员,教育部长江特聘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成员。曾在《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思想史研究》等重要期刊发表近百篇文章,并著有《本体的解构与重建:对日本思想史的新诠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7月)、《道学的病理》,(商务印书馆,2007年2月)等多部著作。

近年来,史学界对东亚秩序进行了深入研究,在现代学术框架下对朝贡体系、宗藩体系、“天下”等传统制度和理念进行了细致辨析和研讨,引起国内外学界的关注。8月24—25日,“东亚秩序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长春举行,会议由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东亚文明研究中心等联合主办,来自中国、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学者与会。记者就有关问题进行了采访。

  研讨会共分为基调讲演和分组讨论两部分。在基调讲演中,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日本历史学家滨下武志和清华大学汪晖三位学者结合自己的研究专长从宏大的视域和理论高度为与会者分析解读了宗藩体系与殖民体系的比较思考,朝贡贸易体系以及东亚的区域化等三个东亚研究领域的重大问题。在五组的分组讨论中,与会学者集中探讨了东亚秩序的理念与构造、东亚世界的朝贡关系、中国王朝处理边疆问题的方式、东亚与近代中国、日本、古代与近代的朝鲜问题、东亚古代的思维方法等理论与现实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为重新审视东亚区域秩序,提供了新的思考。

藩属体制逐渐解体,东亚“天下”格局渐渐崩塌。1945年9月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时,东亚区域内的“普天之下”,已经不是“王土”,尽是“民族国家”。而作为主导者的中国,也早已去除王朝国家的胎记,努力从“古代中国”的母体中再孕“近现代中国”,向西方定义下的民族国家靠拢。各类族群被重新定义为“民族”,组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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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宗藩体系成为东亚国家关系稳定器

  滨下武志教授在闭幕式上指出,虽然他是从经济史的视角研究东亚的“朝贡”贸易,但东亚的“朝贡”问题并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因而,对朝贡问题的研究需打破学科的壁垒,从历史事实与史料入手,凸显出东亚“朝贡”问题的动态性与多样性。张海鹏教授认为,东亚的宗藩体系与西方的殖民体系间有本质的不同,对二者的比较研究仍有深入的必要性。韩东育教授在大会总结中提出,今后可以对下面三个问题做进一步思考:第一,前近代东亚内部的纠葛问题;第二,近现代东西两种国际关系体系在东亚地区的冲突与纠葛问题;三是东西规则体系的一体融通即“第三种文明”发育谱系的问题。

然而时至今日,在全球化的语境下,现代中国人尽管有“中华民族”的认同,但仍然出现身份认同的群体焦虑:“我们从何处来?”“中国人是什么?”“中国又是什么?”“中华民族缔造了现代中国,谁又缔造了古代中国?”

东亚秩序的理念、构造和朝贡体系与近代亚洲成为此次会议的两大主题。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主任韩东育介绍说,比较而言,与会学者更集中地讨论了东亚秩序的构造,为再审视东亚局势提供了新的讨论空间,展现了中国古代王朝处理边疆问题的方式。

  持续两天的会议中,学者们各抒己见、互相切磋,形成了极好的学术交流氛围。通过对话,与会者们增进了对彼此研究方向、近期研究重点以及研究进展状况的相互了解,同时也进一步拓展和更新了东亚问题的研究领域与方向。

这些在古代中国人看来不是问题的问题,遗忘了古已有之的身份认同观,被西方民族国家理论浸染的我们,能说清吗?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日本学者、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院长滨下武志,清华大学教授汪晖三位学者相继发言,结合自己的研究专长分别从宏大的视域和理论高度为与会者分析了宗藩体系与殖民体系的比较思考、朝贡贸易体系的问题,以及东亚的区域化等三个东亚研究领域的重大问题。

图片 2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所研究员李大龙

张海鹏对宗藩体系和殖民体系展开比较分析,他认为,宗藩体系产生很早,汉代就已出现,明清时期成为东亚国家关系的稳定器。而殖民体系则是15—16世纪出现的,殖民主义一出现就造成了世界不稳定的局面。

“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如此回答“什么是中国”的询问。

认清东亚“天下”格局演变轨迹

“中国”的话题近期为公众关注,凸显国人在全球化语境下的群体认同焦虑。而“复杂共同体”的复杂之处,或许并不在于“中国是什么”,而在于“谁是中国人,中国人是谁”、是哪些人维系这一共同体几千年来而不坠的问题。

东北师范大学东亚史学团队近年来一直对东亚区域展开全面系统的综合考察。韩东育介绍了他基于生态视角的新思考和新观点,对古代至近代的东亚区域生态的机理、秩序、变异等展开了分析。他认为,只有把研究对象投放到其应有的场域时,原本有价值的观察维度才能获得真正的意义。全球一体化之前,人类文明曾有过区域凝聚的历史,全球一体化也没能改变以往固有联络,还使区域内各国朝旧有世界的“复归”动向,日益呈现为无声而有形的新趋势。这不仅构成了重新讨论“文明生态”问题的真正前提,而且,当关注东亚世界的“文明生态”时,黑格尔的名言“历史必须从中华帝国说起”有效地提示人们不要忘记中华体系曾经有过的文明典范意义。他认为,“一个思考方式的转变,或许能够给东亚问题的观察和理解赋予某种新的维度:假如我们尝试把文明视为一个生命形态,将东亚这一区域指代还原成息脉相通和损益攸关的生命共同体,那么,迄今发生的许多问题‘盲点’,大概可以在新的观察系统中得到部分澄清。”

这必然涉及自古以来持续至今的族群凝聚。在古代“天下”所认知的范围内,“中国”是哪些人缔造的国家?是汉族,抑或是少数民族?还是中华民族,或者都不是?

东亚“天下”格局或东亚国际关系是学界长期关注的话题,学者已经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剖析研究,提出了各种观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主编李大龙以政权建构与族群聚合为中心,对东亚“天下”传统政治格局的形成及演变趋势进行了进一步解析。他认为,单纯地从某个视角皆很难准确而全面地解析东亚“天下”格局,但决定和推动东亚“天下”格局形成和运转的是其政治属性,其他关系多属于衍生,因此从政权建构和族群凝聚的政治关系视角或许更能认清东亚“天下”格局演变的轨迹。

8月19日,笑傲酱油历史记者专访社科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编审、《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杂志主编李大龙,他认为中国从来没有均质化的汉文明,也没有汉族的提法。“汉人”从某一个政治体控制下的人民,后来逐渐演变成中原地区核心族群的共同称呼。

李大龙分析了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建构和不同族群的凝聚进程,他认为,其影响区域广阔,波及亚洲的绝大部分地区,乃至欧洲、非洲部分地区的族群,而东亚其他地区尽管也存在着政权建构及族群凝聚的状态,但多数情况下是被裹挟其中的,抑或具有“独立”存在的个性特征,其影响也无可比拟。这也是他认为多民族国家中国建构的进程决定着东亚“天下”格局的演变状态的最主要原因。

在李大龙看来,“天下”范围内的凝聚在中原农耕族群与草原游牧族群中同步进行。受“大一统”观念影响,二者在“争天下”的过程中进一步互相交流,进行交叉整合,最终在元朝和清朝实现了更大范围内的族群整合、凝聚。“中华民族并不等同于汉族,中国也不是‘汉族国家’,而是众多族群包括历史上已经消失的族群共同缔造的国家。”

由于篇幅较长,专访分为两篇发布,此为第一篇。

司马迁迎合汉武帝大一统,有意识地把匈奴等族群说成夏的支系

李大龙:中国古人对“天下”族群的认知明确见于记载是《礼记·王制》,它将“戎、夷五方之民”依照不同的文化,用东南西北方划分为夷、蛮、戎、狄。这是先秦的情况。

从《史记》《后汉书》出现的边疆族群的名称看,其来源比较复杂。有些可能是自称,是中原政权通过来朝的少数民族使者、中原地区人员与他们之间的交往获知的,用汉语进行了注音,所以有些名称的含义现在难以理解,比如“匈奴”“鲜卑”。这其中有些可能是别的人群对它的称呼,最终又转换成自称的情况。

有些是来源于山川之名。如《后汉书》记载东胡被匈奴冒顿单于打败之后,余众分为两支:一支退入乌桓山,就以“乌桓”之名出现在史书之中;一支迁徙到了鲜卑山,以鲜卑为名。还有些沿用了动物的名称,比如“回鹘”是种大鸟的称呼。回纥改称为“回鹘”还得到了唐朝皇帝的承认。此事在新旧《唐书》中有记载。还有一种,我觉得可能用的是汉语名词。比如高句丽,有学者说是夫余语,“城”的意思。我认为高句丽这个名词可能来自高句丽县,是由地名转来的。“高句丽县”是汉代玄菟郡郡守所在地,是首县。因为高句丽政权出现在高句丽县境内,所以后来就用这个名字称呼高句丽人。

总体上,出现在中国史书当中的族群名称,是中原政权和边疆族群有了交流才被记载下来。

图片 3匈奴冒顿单于

需要强调的是,在秦汉对中原地区族群整合的同时,边疆地区的族群凝聚也在不同程度地进行着,相互之间的关系也由于秦汉王朝的出现而逐渐密切,但第一次系统将其纳入史书则是司马迁的《史记》,成为史书记载的典范。我认为司马迁在《史记》中用“大一统”的观念将匈奴等边疆族群都说成是“夏”的支系,这种说法现在看起来很可笑,是不科学的,但实际上它迎合了汉武帝构建“大一统”王朝的需要。他是有意识地在做这件事情。但现在学界很少有人关注这一点。

《史记》之后,二十四史一般将边疆族群及其所建政权的历史也纳入叙述范围,视为“天下”的一部分,和中原地区的汉人共同构成了“天下”。

图片 4胡汉交战壁画

李大龙:不仅是《新唐书》,其他史书也多有边疆族群的传记事迹,这应该是源于中原地区王朝对边疆地区族群的了解。中原地区王朝出于构建“大一统”的需要,通过建立机构、派遣官员、册封等多种渠道保持着和边疆地区族群的关系。

汉唐两朝在中央设置鸿胪寺主管边疆政权的册封、皇帝诏令的传达、边疆政权使者的接待等事务。鸿胪寺派遣的官员去边疆传达皇帝的诏令、进行册封等,在回来后都要把沿途了解的情况做记录,上奏朝廷。同时,边疆政权也经常会派遣使者或政权首领亲自来朝见皇帝,其相关事迹也由此被中原人所了解。边疆地区的地理环境、政权演变及族群凝聚的情况就是在这些使者来往的过程中被记录下来,进而写入史书。汉、唐王朝也设置有掌管天下图籍的官员职方郎中,也其职责即是记录边疆地区的情况记录。

北宋时王氏高丽的使臣来朝,他们说王氏高丽是高句丽的后继者,曾巩就跟皇帝说,他们既然说有关系,就让他们说明白和前朝王系关系如何,是否可以接续起来。结果他们说不明白。这说明中原政权的史官对中原王朝和边疆地区政权的使者来往多有档案记录,记载得很清楚。

因此,我觉得史书上关于边疆地区族群的记载,都是通过这些档案写成的,不是乱说,有着切实可靠的依据。当然,因为战乱,记录可能丢失,导致史书记载出现混乱。

李大龙:历代中国王朝统治者,尽管有版图意识,但没有像现在一样的清晰的疆界观念。一般称呼自己统治的区域为“天下”。

“天下”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天下”,就是皇帝圣旨能被执行的区域,见诸史书中的所谓“大赦天下”之“天下”即是如此。该区域是皇帝的政令能执行的区域才能大赦。也就是说该“天下”是王朝直接能实施管辖的区域。

广义的“天下”是一个理想化的区域。因为有德的皇帝讲究“德被四夷”,也就是说其地位不仅得到了汉人的认同,也得到了边疆族群“四夷”的认同。该“天下”没边没沿,是理想中的范围。但中国历朝历代对周围地理的认知范围是不断往外拓展的,“天下”的范围也由此不断在向外延伸。古人经常说“四海之内”,但具体哪四海,众说纷纭,一定程度上体现着这种变化。

统治者对自己直接统治疆域的范围还是有相对清晰的认识,一般是以西汉王朝的统治区域为基础。西汉王朝的统治区域对后代,尤其是唐朝统治者影响很大,唐太宗认为在西汉王朝统治区域内的边疆政权是必须称臣,之外则没有要求。唐朝时期的“康国”想派遣使臣向唐太宗称臣,唐太宗拒绝,理由是:朕恶取虚名,害百姓,且康臣我,缓急当同其忧。师行万里,宁朕志邪?意思是你出事以后,我要去帮助你,但太远,我照顾不到。照顾不到就落了个只是名义上的称臣。

换言之,“天下”的边界,也可以是国力或者是军力所及的范围。清朝统一准噶尔之后就再没有往外扩张,乾隆帝拒绝哈萨克族归附的行为应该是受了传统“天下”疆域范围的影响。

综合起来看,《二十五史》中的“天下”基本上限定在帕米尔高原以东、北至西伯利亚,东至海,南到东南亚乃至南亚的辽阔区域,没有太大突破,反正就在那个范围之内,或大或小。

图片 5乾隆帝

谁都想争天下,蒙古人与满人赢得“夷、夏”认同,建立“大中国”

李大龙:我觉得还是国力军力、思想意识的问题。

能否实现更大范围的族群统一,跟王朝的疆域范围也有关系,但根上还是生产力的问题。骑马族群波及的范围比农耕族群波及的范围要广,它的移动性更强。清朝的疆域为什么比元朝更大?因为八旗主要是马战加蒙古人没有的东西——红夷大炮,大炮和骑兵结合,非常厉害。生产力发展使军力波及的范围更大。

至于思想意识,是指中国人心目中“大一统”观念的影响。无论是中原政权还是边疆族群,大一统的观念对它们影响极深,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就是这个观念。它形成于春秋战国的分裂时期,大家期盼统一。秦汉把理想变成现实,历朝历代就谋求一统,主导了中国历史的延续,也使天下范围内族群的凝聚变得与西方截然不同。

中原地区的族群当皇帝既要得到所谓传统的“夏”的认同,也要得到夷的认同,区域内两部分人共同认同你,你才能当上“正统”的皇帝,变成天下的、“德被四夷”的皇帝。

当中原地区与边疆地区的族群都想构建一个大一统的、以皇帝为中心的国家,皇帝谁做?历朝历代都有争论。

两汉时期,匈奴人的首领呼韩邪单于被汉朝给扶上去的。汉更始皇帝派使臣去匈奴,想让人家称他们为大,单于就说,你能稳定,是我的功劳,你应该称我为大,这是最早的争老大表现。

南宋时期,中原地区被游牧族群的女真金国占领,就有人讨论天下皇帝谁来做。后来南宋明确向女真皇帝称臣。这与两汉时期反过来了。“天下”的皇帝是女真人。南宋时期的夷夏之辨讨论得那么激烈,就是在争正统。天下由女真人当皇帝是它的历史背景之一。

农耕族群当皇帝好还是游牧民族当皇帝好,到清朝还在争。雍正帝写的《大义觉迷录》就是讨论这一议题。你仔细读他的那些理由,南北朝时期好多人都用过,比如作为游牧族群的苻坚争正统,就说大禹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戎之人,历来如此。

蒙古人、满人恰好有这个能力获得夷夏认同,在争天下的过程中获得胜利,构建出比中原地区汉人政权更大范围内的国家。

历朝历代,争夺大一统的这种努力,最后促成了多民族国家。这个多民族国家,它的疆域的形成和“中华民族”的形成是同步的。

图片 6清廷评定准格尔部叛乱图

李大龙:应该说满洲及清朝兼容并蓄,发扬了农耕族群的柔性,兼糅了蒙古的刚性,才能建立这个辽阔的国家。靠满洲渔猎的小块地方做根据地,很难办到。

农耕族群治理国家很稳定。草原民族对疆域拓展的努力,农耕民族没有。清朝就发挥了农耕王朝跟游牧行国双方的优势,构建出大一统的国家。它的功劳是非常大的。

现在很多人把中国社会由王朝国家向近代国家转型放到民国时期。我觉得这个时间应该往前提到清朝中后期。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韩东育教授有篇文章就指出,从《大义觉迷录》到清帝的退位诏书,就是一个从消除族群差异,到给予“国民”称呼的过程。

东亚的“天下”,是朝觐与朝贡体制的天下,是权力与利益均衡的天下

李大龙:这是我近二十年来一直研究的问题。从历史上看,中原地区农耕族群构建了一个藩属体系,游牧政权构建了行国体系,这两个体系结构虽然有差异,但构成性质略同,都有一个核心,其它政权或族群围绕着核心分布。这两个体系不断地争“中国正统”。

藩属体系保护中原地区的农耕区域,后来被清朝继承,清朝把藩属体系发展壮大,它分为18省,外围加疆域区。疆域之外是属国区。

在这个体系内,王朝对藩属授官册封,藩属区内官员需要定期朝觐、朝贡。朝贡是定期送东西,朝觐就是官员向皇帝述职,在古代主要是考验你是否诚实。

汉朝对呼韩邪单于的册封是三年一次,单于三年必须来一次,要不来的话就说明心里有鬼,心里有鬼肯定要想办法打你了。起码要防着你。因此,我们通常所说的“羁縻”,并不是放任不管。

图片 7康熙全览图

李大龙:我把这个体系划分成不同的层次。以汉唐为例,在汉朝,一开始是汉朝一个体系,匈奴一个体系。但后来匈奴体系被汉朝体系兼并。兼并以后,匈奴的亚体系还保留着。匈奴跟乌桓、鲜卑的控制关系,汉朝允许保留。我觉得这是互相之间权力与利益的制衡。

汉朝势力在藩属地区不那么直接地实行管辖。汉初给卫氏朝鲜管理周围地区的权力。对于周边的族群,你不能阻止他们去汉朝朝觐,也要防止他们犯边。卫氏朝鲜边疆也利用汉朝授予的权力,对周围地区族群实行兼并和整合。

唐人说中原体系是太阳,边疆政权或族群是月亮和星星。这些大大小小的部落体系在互动过程中,碰撞、重组,形成比较大的族群。久而久之,到清朝形成了多民族国家中国。当然,在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的过程中,其周围也形成一些如朝鲜、日本、越南等的国家。

李大龙:我国学界一般不认同以中国中原王朝为核心主导的东亚“天下”体系,以为是想象中的国际关系体系,但实际上近代鸦片战争初期西方人是承认这个体系的。法国占领越南、英国占领缅甸,都要跟大清签条约。条约里要求清朝承认它们独立,摆脱宗主国身份,尽管清朝并没有认为它是“宗主国”,但说明了西方人对这个体系的认同。

朝鲜人称清朝为上国,与殖民体系截然不同,是东亚特有。清朝只是作为主导者,一般不过多干涉藩属国的内政,偶尔控制一下外交。比如朝鲜处理别国漂流过来的流民,是直接送到清朝,由清朝再跟外国交涉。

在这种体系下,清朝对疆域划分,还对藩属国进行照顾。在清朝皇帝眼里,你国归我管,你官是我给。这个地方由我直接管理,或让你来间接管理都一样。由于疆域划分不很清晰,所以造成东亚天下体系没有明确的主权国家边界。

这个天下体系,清朝放弃了。由它主导的东亚“天下”政治格局被西方殖民体系所取代,在这一体系上生长的独特族群理论,受到了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的严重影响,我们好多学者也放弃了,这个话语体系没有了。我们就跟着“民族国家”理论走了。

文章来源笑傲酱油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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