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春秋三国 2019-11-25 18:54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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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话语,史学思潮的背后

世界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并力图突破欧美史学“西方中心”论的束缚。建构世界史领域之“中国学派”的呼声成为史学界的共识

内容摘要:如何打造彰显中国特色的研究成果,走向世界,成为新时代中国史学工作者的学术使命。“欲立而先破”,近年来,通过反思史学研究尤其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干扰,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认识到, 21世纪中国史学应扎根中国大发展的实际,探索中国学派的成长之路。在吉林大学世界史系主任任东波看来,“中国学派”命题的提出,反映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现状,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对长期以来表现在学术生态上研究偏颇的反思,这种偏颇主要体现为“西方中心主义”的史学传统对中国史学界的影响。扎根中国社会发展实际如何处理好外国史学理论与中国史学研究实践的关系?于沛认为,这就要求历史学者要从中国史学建设的实际出发对其进行认真的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对外国史学及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的介绍和研究,紧紧地同中国史学的建设联在一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今天的中国正成为影响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大国,我们需要有更为开阔的世界视野去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国运盛则学术兴。我国的世界史研究正获得空前有利的发展机遇和条件。我们要正视目前世界史学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努力用中国学术话语构建世界史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提升我国世界史研究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内容摘要:科学而精准地评析各种史学思潮和史学流派,对于深化当代中国的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韩炯:西方史学思潮和史学流派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史学实践研究基础上形成的思潮和流派,如年鉴学派、计量史学、比较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及全球史等,近年来兴起的有公共史学、包含超长时段的“大历史”理论。西方史学思潮和流派传入中国的先后顺序与上述史学思潮和流派自身形成发展阶段大体相一致: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在中国学界有较大影响的理论,主要包括文化形态学派、年鉴学派、计量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等。近十年来为调和后现代主义史学与传统史学,西方史学界兴起了观念史学、经验史学、实践史学等史学流派。

世界史;学派;研究;中国;世界史研究

关键词:中国史学;学者;学术;史学理论;学界;于沛;中国社会;研究成果;中国学派;影响

当前,我国的世界史研究力量还比较薄弱,世界史学科发展还面临不少问题。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首先,我国的世界史学科并不是从中国史学科派生出来的分支,它发端于近代“西学东渐”。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高等教育模仿苏联的专业设置,将世界史与中国史分立,各高校历史系也随之成立了与中国史各学科相对应的世界史方面的教研室、研究所。可以说,我国世界史学科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从西方的视角来看世界的。还要指出的是,与西方以自己为中心书写世界历史不同,我国的世界史通常是指除中国以外其他国家的历史,也就是没有中国的“世界”的历史。其次,我国的世界史学科还缺乏科学的方法论。新中国成立后,唯物史观对我国史学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其中最显著的进步是在历史观上的进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类社会的历史有规律可循、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这些重大理论使我国史学的历史观念有了质的飞跃。但在历史研究中也出现了机械、教条运用唯物史观的倾向,能将唯物史观科学运用到世界史研究中的更少。同时,新中国成立后,不少学者放弃了对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和传承,这导致我国的世界史研究难以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史学科整体上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缺乏科学方法论的情况尚未得到根本改变,原因在于一些学者又开始热衷于追捧西方史学理论,如兰克学派、年鉴学派等观点成为时尚的学术话语,一些学者在研究方法上总是跟着西方史学理论亦步亦趋。最后,我国的世界史研究者尽管在克服语言不通、文化差异等方面付出极大努力,但必须承认,研究某国史的中国学者与该国史学专家目前仍难以在材料掌握和文化体认等方面相抗衡,在学术研究中仍然处于弱势地位。

关键词:史学;研究;思潮;学术;流派;王广;韩炯;于沛;影响;意识形态

我们亟须在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下,突破“西方中心”论的藩篱,系统、全面地追踪和梳理西方学术的流变与演进,以理性的态度对之作批判借鉴,从批判借鉴不断升华到自主的学术创新。

作者简介:

我国的世界史研究是在对西方史学的借鉴中产生与发展起来的,这样的借鉴必然要经历一个从简单模仿到批判选择再到自主创新的过程。目前,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我们将理性的批判借鉴升华到自主学术创新层面。新时代,我国世界史研究要进行自主学术创新,不断提升在国际史学界的影响力,需要从各个方面入手,当务之急莫过于在学术体系上摆脱西欧中心论、西方史学理论的束缚和影响,用中国学术话语构建世界史学科的理论与方法。

作者简介:

在世界史领域建构既有国际视野又有本土特色的“中国学派”,是近年来史学界关注的话题。对于实现这一任务的可能性与路径,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却促进了史学界的进一步反思,对这些问题的认知也由此而逐渐清晰。

  21世纪初,中国世界史学界提出,要创建世界史研究的“中国学派”,很快引起中国史学界思考。如何打造彰显中国特色的研究成果,走向世界,成为新时代中国史学工作者的学术使命。“欲立而先破”,近年来,通过反思史学研究尤其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干扰,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认识到,21世纪中国史学应扎根中国大发展的实际,探索中国学派的成长之路。

破除西欧中心论的影响。西欧中心论以及由此演化而来的欧洲中心论、西方中心论,已成为横亘在一些世界史研究者面前难以逾越的障碍。西方学者首先提出全球史观说明,他们也已经意识到以西欧为中心来解释世界历史并不合理。以西欧中心论来考察世界历史,往往会出现一些错误倾向。比如,将给美洲印第安人带来灭顶之灾的殖民侵略美化为史诗般的“地理大发现”,这显然背离了人类文明进步的价值取向。破除西欧中心论,并不是否定西方在世界历史发展的某一时期曾经起过的历史作用,但对于一些谬误则要予以纠正。破除西欧中心论的影响,要求我国世界史研究者在治学思路上要有新突破。研究世界历史不可避免要有一定的视角,而多重视角则可以丰富我们对世界历史的认识。中国是世界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大国,我国学者当然应该有自己的视角,应该站在世界历史发展整体的高度写出自己的世界史,只有这样的世界史才是中国人应该贡献给世界人民的世界史。另外,在世界史中说明中国的重要地位、历史作用,也是中国史家的责任与义务。这就要求我国的世界史研究者能够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进行探讨,追求中外会通的学术境界。在许多领域,如果我们能把中国历史与西欧历史进行比较,不仅能够对西方史家的某些理论模式进行纠正,而且会有新的发现与创新,获得西方史家所不能取得的原创性成果。这样,我国的世界史研究者就不会单方面地只做学生,而是可以与西方国家的研究者互为师友、切磋交流了。

  学术主持:王 广(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室主任)

建构世界史领域的“中国学派”,既是当代中国日益崛起对学术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这一学科不断成长的必然趋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大国角色。当代中国日益崛起的态势,客观上要求借鉴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与教训,观照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状况与诉求,处理好与欧美大国和周边国家的国际关系。这需要深入了解域外的历史,尤其是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形成用自己的历史理论、方法展开世界史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同时,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中,我们的世界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成绩日显,并力图突破欧美史学“西方中心”论的束缚。因此,建构世界史领域之“中国学派”的呼声,越来越多地成为史学界的共识。

  不能迷失“主体意识”

充分发挥唯物史观在世界史研究中的理论基础作用。唯物史观对整个人类历史发展作出了历史哲学意义上的系统思考,从根本上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原动力和演进趋势。把唯物史观作为我国世界史研究的理论基础,是我国学者参与国际学术对话的优势之一。唯物史观为历史研究提供的是科学的指南,而非具体的历史答案与阐证模式。过去,我们在历史研究中曾有过将其语录化、庸俗化的倾向,这个教训应当深刻汲取,但不能因此就否认唯物史观的指导意义。用中国学术话语构建世界史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要从客观的史实出发,科学地运用唯物史观。这一点,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

  对谈嘉宾:于 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史学会副会长) 韩 炯(上海财经大学讲师)

世界史在我国属于新兴学科,学术基础尚欠厚实,学术积淀也较薄弱。能否在世界史研究这一领域形成“中国学派”,究竟以什么为“学派”形成的价值标准,无疑是众所聚焦的问题,讨论中也不乏质疑之声。的确,我们的本土学术群体要探究域外历史,在语言训练、学术信息的掌握与文化传统的体悟上“先天不足”,有着诸多的局限,要取得具有学术创见的成果本属不易,要形成独树一帜的学术共同体那就更难。但现代学术史表明,只要持之以恒地勇于开拓,经过日积月累的学术积淀,这一理想是可以而且能够实现的。因此,在世界史研究领域建构“中国学派”并非是“镜花水月”,而是对中国史学界的前景昭示与境界呼唤。同时还必须在指导思想、研究旨趣、学术视野、考量尺度、探究方法等诸方面独具一格,将国际接轨与“本土特色”有机整合起来,以一批史学名家及其高水平学术成果迈进国际史坛,在平等交流与双向对话中获得广泛的学术话语权。

  2002年10月,在武汉大学举行的新世纪世界史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上,有学者强调:“应鼓励原创性的开拓,要说自己的话,出自己的书,形成自己的学派——中国学派。”

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与方法。中国传统史学所具有的连续性、丰富性在世界史学发展中无出其右者。中华民族是具有高度历史理性的民族,注重以史为鉴,善于用历史理性在变化中把握真理。西方许多学者看不出中国史部典籍中的思想观点所蕴含着的丰富的理论与方法,不理解中国古代史家“寓论断于序事”的表达方式,从而错误地认为中国虽然历史典籍丰富但史学思想贫乏。还要指出的是,中国传统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很大程度上蕴含在经学当中。中国传统典籍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最初史为经之源,史学与经学的密切关系是中国所独有的,也是解读中国传统史学意蕴的重要切入点。当前,我们要以中国学术话语构建世界史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需要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史学的理论与方法。比如,以《易经》的“通变”思想解读历史变动包括制度的因革损益,以《公羊传》大一统思想论证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合法性。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关键是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史学界应以开放的态度,有鉴别地汲取当代国际史学及社会科学的新理论、新方法,实现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以当代中国的学术话语去考察人类文明形成与发展的整体轨迹。

  科学而精准地评析各种史学思潮和史学流派,对于深化当代中国的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实际上,当今的历史学研究正在面临严峻挑战,如碎片化、虚无化、背弃宏大叙事、解构唯物史观等。这些问题与一些史学思潮的冲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期我们邀请于沛、韩炯两位专家共同探讨这一话题。

如果以上述的学术样本为参照来审视当下我国的世界史研究,就不难发现,我们建构“中国学派”既已有了良好基础,同时也存在诸多需要克服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世界史研究拓展迅速。在准确运用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上,在多视角、多层次借鉴西方史学成果上,在原始资料的搜集与运用上,在对诸多重大历史现象的诠释上,在对相关历史法则与规律的探求上,在与国际史坛的联系与交流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与之相应,则形成了一些具有彰显学脉传承与研究深度、广度的学术群体,在经济史、政治史、地区国别史、社会史、国际关系史乃至新近出现的全球史、环境史等领域都有所开拓、有所成就。同时,一些学者开始参与域外学术对话与交流,为国际史坛添加“中国元素”。可以说,我们的世界史研究已经告别原初性的萌发状态而日臻成型,这无疑为“中国学派”的建构奠定了较好基础。然而必须清醒认识到,我们的研究总体上仍属初期发展阶段,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乃至严重缺陷。在一些领域,我们对国外相关学术史的流变缺乏系统的了解,原始资料掌握与运用远不尽如人意,对域外尤其是欧美学理模式不乏盲目崇拜与照搬,高水平、有分量的原创性学术成果尚不多见。我们的总体研究水平远远落后于欧美史学界,远不足引起国际史坛的重视。这样看来,“中国学派”的建构任重而道远。

  在吉林大学世界史系主任任东波看来,“中国学派”命题的提出,反映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现状,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对长期以来表现在学术生态上研究偏颇的反思,这种偏颇主要体现为“西方中心主义”的史学传统对中国史学界的影响。

回答中国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央进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如何回答中国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央进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是对我国的世界史研究者提出的时代任务。随着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发展,世界越来越变成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迫切要求人类的思维和观念来一次深刻革命。新思维的基础是认为人类具有共同的利益,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存在一种互相依存的关系,共存共亡、共荣共衰。顺应时代发展大趋势,我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这显然突破了西方国家以邻为壑的狭隘视角,是对中国古代“天下一家”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我国世界史研究要深入回答中国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央进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充分体现世界史学科的时代价值。这也将为世界史研究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1 对国外史学思潮应择善而用

首先,培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对于建构“中国学派”的指导地位。与现代西方的各种史学理论不同,唯物史观不是在某个层面、某个范畴上来解释现象的社会历史理论,而是对整个人类历史过程所作的具有历史哲学意义的系统思考,从根本上深刻地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原动力与演进趋势。我们的不少学术前辈,正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成绩斐然。即便在当代西方,唯物史观也仍旧受到不少史学家的推崇。诸如法国的“年鉴学派”、日本的“进步史学派”等就深受其影响。而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派”更是唯物史观滋养的产物。对于这一重大问题,以往曾经有过将唯物史观语录化、标签化的教训值得深刻反思,而当下某种程度轻视唯物史观理论的倾向也必须克服。必须指出,作为一种科学、开放的理论体系,唯物史观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理性思考的理论基础,以唯物史观来指导世界史研究,但绝不是不分具体的时间、地点与场合去对有关论述加以套用,也非是径直在其中寻找所需要的答案,而是要以它的基本精神与理路融合到具体研究过程之中,对相关的历史现象作全面解读与深入探析,尽可能做出接近历史实际的现象“重构”,进而揭示其中所蕴含的规则乃至规律性。这里还需要强调,唯物史观为历史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指南,而非“通天皆一式”的诠释标准,因此必须避免理论指导的“模式化”与研究取向的“同质化”,克服“唯我独尊”的心态,鼓励不同理路的探讨与不同观点的争鸣。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世界史研究之“中国学派”的建构提供坚实的学术“定力”与蓬勃的学术活力。

  19世纪末外国史学思想传入,对20世纪中国史学产生了极大影响。如20世纪初,以进化历史观为基础的“新史学”;20年代末30年代初形成受德国兰克学派影响的“史料学派”;抗日战争爆发后,出现了以西方“文化形态史观”为理论基础的“战国策派”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于沛表示,除此之外,王国维、陈垣等学者在中西史学交融的研究实践中,提出了有较广泛影响或较大反响的理论与方法。

  整体来看,近年来,不断涌入的西方史学理论思潮激活了国内学界的理论思维和实践研究,但其潜在的负面作用的确不可小觑。

其次,运用原始史料来进行研究乃是“中国学派”建构的根基。根基不牢的历史研究,势必会如沙中垒塔而难以矗立,其结论必定流于空谈乃至虚妄,更不用说建构学派了。在过去,由于环境闭塞与客观条件限制,我们在史料搜集、运用上多有缺陷。随着国际交流的增多与学术信息的扩大,这一缺陷正在不断得到弥补。不过,从国外的研究著述中转引二手材料,甚至对其不加甄别而“每文必录”的现象在当下并不鲜见,这样的状况必须彻底改变。学术史证明,一个优秀的世界史研究者必须具备释读原始史料的良好基础,既能通晓所研究国家的语言,也要通晓国际通用的语言。如果是研究上古、中古史,则更需熟悉古代的语言文字。由此,必须在现有基础上利用学术交流和信息资源,强化语言知识的培训,在主要国家、地区的历史领域建构起史料数据库乃至史料学,大幅度提升搜集、释读原始史料的能力,依据最基本、最可靠的史料来展开探讨,力求让相关研究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上。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历史学并非是史料学。史料并非都是历史事实的忠实记录,即便是最权威的原始资料,也常常精芜并存。占有充足的史料并不意味着拥有对历史的话语权,科学的历史研究绝非是对史料的大量堆砌、机械排比与简单组合。只有用科学的理论来甄别、考量、解析与阐证史料,才有可能作出接近历史真实的诠释。

  新时期出现了另一波汲取外国史学理论的高潮,在推动当下史学创新与发展的同时,一些负面影响不容忽视。“中国史学界和世界史学界对西方史学的新理论、新方法的批判性吸收、利用还有所欠缺,20世纪初出现的对西方理论和方法的崇拜和倾倒现象似乎重新出现。”任东波认为,这种局面出现的原因在于,中国史学研究者对“文化传播的欧洲中心论”的负面影响意识不足或对其批判不足。

  王广: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史学思潮和史学流派大量进入,这为我们的史学研究提供了很多新的借鉴,但是否同时也带来一些其他影响?

最后,批判借鉴西方史学成果,进而摆脱对它的“路径依赖”,则是建构世界史研究“中国学派”的必由之路。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原本是学习欧美史学的定义、概念、理论和方法的产物。离开了对西方学术的借鉴,我们的研究会变为孤芳自赏,很难形成国际影响力。但必须看到,这些域外的学术资源多系西方人对自身历史的总结,其中既包含有合理的普遍性法则,也有不少只适合于西方特殊性的东西,这就难免对东方历史作出不当阐释甚至歪曲。这些年来,我们对西方史学作了不少有价值的借鉴,但也不时露出“路径依赖”的苗头。我们对西方学术史的梳理、认知与参照,常常处于“断层式”状态,很少有一个全景式的追踪与系统、全面的把握,由此而难免“唯新是崇”,满足于对某个时期某个新流派、新观点的认同与吸纳。同时,对西方学术也缺乏批判精神,对西方学理模式乃至学术概念与话语“唯洋是尊”,容易蹈入西方“预设”的学术陷阱而难以自拔。这种状况长此以往,最终将会使我们的研究受制于西方的话语霸权,失去中国学术的主体性,沦为西方史学的“克隆物”或“复制品”。因此,我们亟须在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下,突破“西方中心”论的藩篱,系统、全面地追踪和梳理西方学术的流变与演进,以理性的态度对之作批判借鉴,对西方的理论、模式进行一番科学的解构、选择与过滤,剔除其中不合理的东西,吸收与消化其中的合理成分,从批判借鉴不断升华到自主的学术创新。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张广智表示,我们如何认识与处理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的关系,是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发展进程中需要正视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我们一方面应全面系统地了解与认识西方史学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另一方面在增强引进自觉性的同时,应克服借鉴的盲目性,决不能迷失中国史学家的“主体意识”。

  于沛:改革开放以来,国外史学思潮、史学流派被大量介绍到国内来。这些思潮或流派的内容,从本质上说,主要反映了西方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诉求,不可能事事都符合当代中国的现实要求。对待国外史学思潮、史学流派,正确的态度应是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其做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择其善者为我所用。

总之,建构世界史研究中的“中国学派”,是一个按照客观学术规律而进行的漫长而艰巨的学术重构工程。我们必须在对研究现状进行清醒分析、认知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学术自觉与学术智慧,并为之而不断努力。我们相信,通过数代人的不懈努力,一定能够构建出既有国际视野又彰显中国特色的理论、方法体系,形成能够与国际史学界主流平等对话、交流的本土学术共同体,在国际史坛上树立起“中国学派”的醒目旗帜。

  扎根中国社会发展实际

  以吴于廑先生为例。1985年,吴于廑教授在其主编的《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的《前言》中指出:“十五、十六世纪是世界历史上的重大转折时期,基于农本经济的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互相闭塞的状态,开始出现了有决定意义的突破。分散隔绝的世界,逐渐变成了联系为一体的世界。人类‘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中,吴于廑进一步阐释了这一思想。他认为,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经历了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漫长的过程。历史正是在不断的纵向、横向发展中,“已经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世界历史”,因此,“研究世界历史就必须以世界为一全局,考察它怎样由相互闭塞发展为密切联系,由分散演变为整体的全部历程,这个全部历程就是世界历史”。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如何处理好外国史学理论与中国史学研究实践的关系?“20世纪以来的中国史学实践表明,中国史学的发展是和中国社会的发展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而开展中外史学交流,以及认真汲取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的积极成果,也从来都是和中国历史科学的建设联系在一起的。”于沛表示。

  吴于廑提出的世界史体系,在中国世界史学界产生了广泛而长远的影响。吴于廑关于世界史研究理论体系的立论基础,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马克思提出了有别于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概念,并逐渐形成了自成系统的世界历史理论。此外,吴于廑这个理论的提出,与其对国外史学思潮、史学流派的研究也有直接的联系。如有选择地汲取西方史学理论方法论研究中的有益内容,以及对西方史学中根深蒂固的“欧美中心论”的批判。自然,这一批判建立在摆事实、讲道理、对世界历史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而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的空泛批判,因此有很强的说服力。

  五四时期,李大钊阐释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自觉运用唯物史观参加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和中国农村性质的论战。于沛认为,这些不仅是重大的理论问题,而且是关系到中国的命运和前途的重要现实问题。正是在回答当时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尖锐问题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得以发展,并发展出有生命力的史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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