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春秋三国 2019-11-25 18:54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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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兵器见证中朝文化交流,青铜器连接起的亚洲文明

从世界范围来看,青铜冶炼技术及青铜器是人类早期文明的典型标志

内容摘要:目前,朝鲜半岛发现了大量青铜兵器,如青铜剑、青铜戈、青铜矛以及青铜镞等。近年在朝鲜半岛出土的青铜兵器的形态特征与制造技术,带有深刻的“中国烙印”,由此我们可一窥古代中国文明在朝鲜半岛文明形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古朝鲜青铜剑深受中国影响朝鲜半岛发现的青铜剑有短茎式铜剑与“桃氏剑”两大类。中原和东北地区的青铜兵器,或直接流入半岛地区,或在流入过程中继续发展演变,孕育出新的式样,给朝鲜青铜文化发展史留下了深刻的中国印记。对朝鲜半岛青铜兵器的考古学研究,有利于我们准确把握中国尤其是东北地区在东北亚地区的历史文化位置,为进一步了解朝鲜半岛的历史发展脉络,厘清东北亚地区青铜时代的纷繁纠葛,提供了可靠的研究材料和方向。

中国古代青铜器作为全世界最精美的可移动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是文明时代早期的代表性器物,也是最具特色的物质文化产品。但是,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青铜器并非来自中国,而是在丝绸之路上的西亚地区。可以说,青铜器本身就是承载着亚洲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遗产,而这一点与正在北京举办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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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兵器;朝鲜半岛;铜剑;文化交流;见证

关键词:形铜剑;考古;式铜戈;中国东北地区;青铜器;琵琶;铜矛;青铜兵器;朝鲜半岛出土;影响

青铜冶铸技术探源

铜鼓 图片来自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句古语充分体现了军事与国家命运之间的紧密联系。作为军事要素之一的兵器,更是凝聚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当时条件下最尖端的生产技术,集中体现当时的科技和文化水平。因此,在考古学领域,古代兵器被视为富集着时代、地域等多种历史信息的重要考古资料。目前,朝鲜半岛发现了大量青铜兵器,如青铜剑、青铜戈、青铜矛以及青铜镞等。朝鲜半岛东、南、西三面环海,北部与中国东北地区接壤。因此,古代朝鲜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深受中国影响。从世界范围来看,青铜冶炼技术及青铜器是人类早期文明的典型标志。近年在朝鲜半岛出土的青铜兵器的形态特征与制造技术,带有深刻的“中国烙印”,由此我们可一窥古代中国文明在朝鲜半岛文明形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作者简介:

早在先秦时期,广袤的草原和辽阔的海洋就为中华文明与亚洲其他文明之间提供了交流的通道。目前的考古发现和学术研究证明,青铜冶铸技术很可能起源于西亚地区。中国早期青铜冶铸技术中可能与西方有关的因素有很多,如商周时期铸铜遗址中常见中空的伞状陶管,类似形制的器物在俄罗斯伏尔加河流域也有发现,时间约为公元前2000—前1800年,公元前一千纪,中国西北及周边地区常见表面镀锡青铜器,而这一技术在更早的阶段常见于欧亚大陆西端。随着考古发现的积累和相关研究的逐步深入,亚洲各区域之间青铜器制作技术交流的证据还会不断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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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朝鲜青铜剑深受中国影响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句古语充分体现了军事与国家命运之间的紧密联系。作为军事要素之一的兵器,更是凝聚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当时条件下最尖端的生产技术,集中体现当时的科技和文化水平。因此,在考古学领域,古代兵器被视为富集着时代、地域等多种历史信息的重要考古资料。目前,朝鲜半岛发现了大量青铜兵器,如青铜剑、青铜戈、青铜矛以及青铜镞等。朝鲜半岛东、南、西三面环海,北部与中国东北地区接壤。因此,古代朝鲜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深受中国影响。从世界范围来看,青铜冶炼技术及青铜器是人类早期文明的典型标志。近年在朝鲜半岛出土的青铜兵器的形态特征与制造技术,带有深刻的“中国烙印”,由此我们可一窥古代中国文明在朝鲜半岛文明形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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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叭形耳环[夏代] 图片来自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

朝鲜半岛发现的青铜剑有短茎式铜剑与“桃氏剑”两大类。根据其剑身形态,短茎式铜剑又可细分为琵琶形铜剑与细形铜剑。琵琶形铜剑的产生和发展深受中国东北地区的影响,目前在朝鲜半岛西北部、中西部、西南部以及东南部等地发现了近50件,其形态与中国东北地区发现的铜剑类似。朝鲜半岛发现细形铜剑200余件,几乎遍布半岛各地。在细形铜剑的产生问题上,尽管存在“中国影响说”与“本地产生说”的争议,但双方都承认细形铜剑起源于青铜器时代早期的琵琶形铜剑,而学术界公认朝鲜半岛的琵琶形铜剑与中国密切相关。研究表明,辽宁省东港市大房身遗址、吉林省集安市五道岭村沟门遗址出土的青铜短剑,与韩国忠清南道礼山郡东西里遗址出土的铜剑一样,是琵琶形铜剑到细形铜剑的过渡类型。因此,朝鲜半岛细形铜剑起源于中国东北、发展于朝鲜半岛的观点是可以成立的。细形铜剑经朝鲜半岛东南部,传到日本九州地区,中国青铜器的制作形制和铸造技术进一步传播到东北亚更广泛的区域。

  古朝鲜青铜剑深受中国影响

铜鼓 图片来自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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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氏剑”是日本和韩国学者参考中国古文献对该类铜剑的称呼,当代中国考古界则称为“东周式铜剑”。近年,朝鲜半岛西北与西南两个地区的六个地点,共发掘出32件桃氏剑。值得注意的是,出土的大部分桃氏剑观察不到开刃痕迹。这说明,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朝鲜半岛,青铜剑很可能已被赋予了军事之外的意义或用途。其中,全罗北道完州郡上林里遗址出土26柄该类铜剑,数量之多,保存之完整,为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众多素材,体现了古代中国文明对朝鲜半岛的深刻影响。此外,研究证实,朝鲜半岛出土的桃氏剑应与秦灭六国到秦汉交替时期的大规模人口迁移有关。

  朝鲜半岛发现的青铜剑有短茎式铜剑与“桃氏剑”两大类。根据其剑身形态,短茎式铜剑又可细分为琵琶形铜剑与细形铜剑。琵琶形铜剑的产生和发展深受中国东北地区的影响,目前在朝鲜半岛西北部、中西部、西南部以及东南部等地发现了近50件,其形态与中国东北地区发现的铜剑类似。朝鲜半岛发现细形铜剑200余件,几乎遍布半岛各地。在细形铜剑的产生问题上,尽管存在“中国影响说”与“本地产生说”的争议,但双方都承认细形铜剑起源于青铜器时代早期的琵琶形铜剑,而学术界公认朝鲜半岛的琵琶形铜剑与中国密切相关。研究表明,辽宁省东港市大房身遗址、吉林省集安市五道岭村沟门遗址出土的青铜短剑,与韩国忠清南道礼山郡东西里遗址出土的铜剑一样,是琵琶形铜剑到细形铜剑的过渡类型。因此,朝鲜半岛细形铜剑起源于中国东北、发展于朝鲜半岛的观点是可以成立的。细形铜剑经朝鲜半岛东南部,传到日本九州地区,中国青铜器的制作形制和铸造技术进一步传播到东北亚更广泛的区域。

目前,我国境内出土的时间最早的青铜制品为1977年在甘肃东乡林家发现的铜刀,时间约为公元前3000年。继东乡铜刀之后,在甘肃多个地点又发现了红铜或青铜制品,器类包括刀、斧、锥、环、镜、饰品等,均为二合范铸造而成。近年来轰动学界的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已经发现了铜刀、铜镞等青铜器和石范等铸铜遗存,石范上的可辨器形包括环首刀、直背刀、锥等,时间为公元前2100—前1800年。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现了陶寺文化(公元前2600—前2000年)的铜铃,这是我国目前时间最早的铜铃,使用复合范铸造而成,较之双合范而言显得复杂,但其顶部的不规则透孔则又显示出一定的原始性,在遗址宫殿区发现过1件可能是盆的口沿的铜器残片,也是复合范铸造,同一遗址内的其他地方还发现了二合范铸造的铜齿轮形器和铜环,表明当时除了开始尝试更为复杂的复合范之外,简单、原始的二合范技术仍在流行。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发现过公元前1900年前后的铜容器残片,也是复合范铸造的。

青铜爵,二里头遗址出土 图片来自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

剑戈结合孕育新式兵器

  “桃氏剑”是日本和韩国学者参考中国古文献对该类铜剑的称呼,当代中国考古界则称为“东周式铜剑”。近年,朝鲜半岛西北与西南两个地区的六个地点,共发掘出32件桃氏剑。值得注意的是,出土的大部分桃氏剑观察不到开刃痕迹。这说明,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朝鲜半岛,青铜剑很可能已被赋予了军事之外的意义或用途。其中,全罗北道完州郡上林里遗址出土26柄该类铜剑,数量之多,保存之完整,为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众多素材,体现了古代中国文明对朝鲜半岛的深刻影响。此外,研究证实,朝鲜半岛出土的桃氏剑应与秦灭六国到秦汉交替时期的大规模人口迁移有关。

总之,青铜器在中国最早发现于西北地区,目前发现的所有制品均为简单合范铸造,与之类似的铸范,大量发现于中亚、西亚及以北的草原地区,年代上要早于中国的发现,表明青铜器范铸技术的跨区域交流很早就产生了。

中国古代青铜器作为全世界最精美的可移动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是文明时代早期的代表性器物,也是最具特色的物质文化产品。但是,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青铜器并非来自中国,而是在丝绸之路上的西亚地区。可以说,青铜器本身就是承载着亚洲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遗产,而这一点与正在北京举办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相契合。

朝鲜半岛出土的铜戈也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中国东周时期流行的胡内式铜戈,另一类是具有东北亚地区特色的短内式铜戈。目前,胡内式铜戈在朝鲜半岛只出土了4件,且集中于大同江流域,为典型的中原形制。其中,平壤石岩里遗址出土的铜戈上有“二十五年”字样。有学者推测应为秦昭王二十五年,并进一步指出其与秦的统一战争有密切关系。朝鲜半岛出土的短内式铜戈大约60件,一度被韩国学术界当作中国“秦戈”的异形品。近年来,东北地区的一系列考古发现,尤其是辽宁省建昌县东大杖子墓地的发现和对相关考古资料的系统整理,已经明确显示这种铜戈应为东北地区的短茎式铜剑与中原地区的胡内式铜戈相结合而产生的新武器类型,起源于中国辽西地区,经鸭绿江流域,传到朝鲜半岛全域,秦汉之际进一步东传到日本列岛。与此同时,这种短内式铜戈也传到燕下都地区,在燕下都遗址发现的同类铜戈以及带有血槽的胡内式铜戈,都说明战国中晚期燕与东北地区、东北地区与朝鲜半岛等地存在广泛、频繁、深入的文化交流。

  剑戈结合孕育新式兵器

在公元前二千纪初的齐家—西城驿文化,甘肃地区铜器生产步入繁荣阶段,较此稍晚,陕西、山西和河南也开始发现较多青铜器。

青铜冶铸技术探源

青铜兵器影响半岛历史进程

  朝鲜半岛出土的铜戈也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中国东周时期流行的胡内式铜戈,另一类是具有东北亚地区特色的短内式铜戈。目前,胡内式铜戈在朝鲜半岛只出土了4件,且集中于大同江流域,为典型的中原形制。其中,平壤石岩里遗址出土的铜戈上有“二十五年”字样。有学者推测应为秦昭王二十五年(前282),并进一步指出其与秦的统一战争有密切关系。朝鲜半岛出土的短内式铜戈大约60件,一度被韩国学术界当作中国“秦戈”的异形品。近年来,东北地区的一系列考古发现,尤其是辽宁省建昌县东大杖子墓地的发现和对相关考古资料的系统整理,已经明确显示这种铜戈应为东北地区的短茎式铜剑与中原地区的胡内式铜戈相结合而产生的新武器类型,起源于中国辽西地区,经鸭绿江流域,传到朝鲜半岛全域,秦汉之际进一步东传到日本列岛。与此同时,这种短内式铜戈也传到燕下都地区,在燕下都遗址发现的同类铜戈以及带有血槽的胡内式铜戈,都说明战国中晚期燕与东北地区、东北地区与朝鲜半岛等地存在广泛、频繁、深入的文化交流。

二里头文化时期(公元前1700—前1500年),出现了鼎、盉、爵、斝等以多块陶范组合铸造的青铜容器。块范铸造是中国青铜冶铸技术本土化的重要创新,得益于中原地区深厚的陶器制作传统,块范铸造技术得到了长足发展,促进了中原早期国家的形成和商周礼制社会的繁荣。

早在先秦时期,广袤的草原和辽阔的海洋就为中华文明与亚洲其他文明之间提供了交流的通道。目前的考古发现和学术研究证明,青铜冶铸技术很可能起源于西亚地区。中国早期青铜冶铸技术中可能与西方有关的因素有很多,如商周时期铸铜遗址中常见中空的伞状陶管,类似形制的器物在俄罗斯伏尔加河流域也有发现,时间约为公元前2000—前1800年,公元前一千纪,中国西北及周边地区常见表面镀锡青铜器,而这一技术在更早的阶段常见于欧亚大陆西端。随着考古发现的积累和相关研究的逐步深入,亚洲各区域之间青铜器制作技术交流的证据还会不断涌现。

朝鲜半岛发现的铜矛大约有100件,按其形态特征大致可分为琵琶形与透尖形两大类。琵琶形铜矛数量不多,但从这类铜矛的形态来看,基本类似于中国东北地区的琵琶形铜矛。根据铜矛的锋部长度与整体长度的比例,透尖形铜矛可分为短锋形、长锋形以及中广形三个亚型。这三种亚型具有发展演变关系,都与中国东北地区的柱骹透尖矛有关。由此来看,朝鲜半岛出土的两类铜矛都与中国东北地区紧密相关。

  青铜兵器影响半岛历史进程

青铜器形上的文明互鉴

目前,我国境内出土的时间最早的青铜制品为1977年在甘肃东乡林家发现的铜刀,时间约为公元前3000年。继东乡铜刀之后,在甘肃多个地点又发现了红铜或青铜制品,器类包括刀、斧、锥、环、镜、饰品等,均为二合范铸造而成。近年来轰动学界的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已经发现了铜刀、铜镞等青铜器和石范等铸铜遗存,石范上的可辨器形包括环首刀、直背刀、锥等,时间为公元前2100—前1800年。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现了陶寺文化(公元前2600—前2000年)的铜铃,这是我国目前时间最早的铜铃,使用复合范铸造而成,较之双合范而言显得复杂,但其顶部的不规则透孔则又显示出一定的原始性,在遗址宫殿区发现过1件可能是盆的口沿的铜器残片,也是复合范铸造,同一遗址内的其他地方还发现了二合范铸造的铜齿轮形器和铜环,表明当时除了开始尝试更为复杂的复合范之外,简单、原始的二合范技术仍在流行。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发现过公元前1900年前后的铜容器残片,也是复合范铸造的。

中原和东北地区的青铜兵器,或直接流入半岛地区,或在流入过程中继续发展演变,孕育出新的式样,给朝鲜青铜文化发展史留下了深刻的中国印记。中国青铜兵器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和发展,是当地进入国家阶段的重要原因之一。青铜武器以及铁器的流入,加速了朝鲜半岛的政治统一。通过长时间的兼并战争,在朝鲜半岛西南部逐渐形成以“马韩”为中心、在东南部形成以“弁韩”和“辰韩”为中心的三个国家,半岛的政治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结束了“凡七十八国……大者万余户,小者数千家,各在山海间,地合方四千余里,东西以海为限”的分裂局面,朝鲜半岛进入全新的“三韩时代”。

  朝鲜半岛发现的铜矛大约有100件,按其形态特征大致可分为琵琶形与透尖形两大类。琵琶形铜矛数量不多,但从这类铜矛的形态来看,基本类似于中国东北地区的琵琶形铜矛。根据铜矛的锋部长度与整体长度的比例,透尖形铜矛可分为短锋形、长锋形以及中广形三个亚型。这三种亚型具有发展演变关系,都与中国东北地区的柱骹透尖矛有关。由此来看,朝鲜半岛出土的两类铜矛都与中国东北地区紧密相关。

除了冶铸技术上的交流,当时中国的青铜文化与中亚、西亚地区还存在着器形上的交流。美国学者胡博认为,二里头文化中常见的青铜爵很可能受到了西亚的影响,伊朗沙赫达德遗址出土的红铜制作的上部带流、尾的“爵形器”,很可能是二里头铜爵的原型之一,这种“爵形器”在中亚的土库曼斯坦等地也有出土。

总之,青铜器在中国最早发现于西北地区,目前发现的所有制品均为简单合范铸造,与之类似的铸范,大量发现于中亚、西亚及以北的草原地区,年代上要早于中国的发现,表明青铜器范铸技术的跨区域交流很早就产生了。

对朝鲜半岛青铜兵器的考古学研究,有利于我们准确把握中国尤其是东北地区在东北亚地区的历史文化位置,为进一步了解朝鲜半岛的历史发展脉络,厘清东北亚地区青铜时代的纷繁纠葛,提供了可靠的研究材料和方向。

  中原和东北地区的青铜兵器,或直接流入半岛地区,或在流入过程中继续发展演变,孕育出新的式样,给朝鲜青铜文化发展史留下了深刻的中国印记。中国青铜兵器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和发展,是当地进入国家阶段的重要原因之一。青铜武器以及铁器的流入,加速了朝鲜半岛的政治统一。通过长时间的兼并战争,在朝鲜半岛西南部逐渐形成以“马韩”为中心、在东南部形成以“弁韩”和“辰韩”为中心的三个国家,半岛的政治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结束了“(三韩)凡七十八国……大者万余户,小者数千家,各在山海间,地合方四千余里,东西以海为限”的分裂局面,朝鲜半岛进入全新的“三韩时代”。

欧亚草原是世界上最广袤的草原地带,自多瑙河下游起,经潘诺尼亚草原、东欧平原、西西伯利亚平原、哈萨克丘陵、萨彦-阿尔泰山系、蒙古高原,直至中国东北松辽平原,东西绵延一万余公里。如此广阔的通道,为欧亚草原的交流提供了极为便捷的条件。近年来的研究表明,中国早期铜器中的齐家文化铜器、四坝文化铜器、天山北路文化铜器均或多或少受到了来自米努辛斯克盆地、近东及蒙古草原地区的影响,如四坝文化和天山北路文化中的权杖头吸收自近东文化因素,透銎斧、三叉护手剑、喇叭形耳环则来源于蒙古草原地区。另一方面,这种文化交流是双向的,在上述区域也发现了一些明显受到中国北方青铜文化影响而产生的器物,如蒙古国早期青铜器中的刀、剑、盔都是源自商时期的中国北方,有学者据此提出了“中国北方-蒙古高原冶金区”这一概念,意在强调中国北方与周边的蒙古高原及更北的外贝加尔地区之间的紧密联系。内蒙古地区常见的青铜牌饰,也广泛见于欧亚草原东部的其他地区。

在公元前二千纪初的齐家—西城驿文化,甘肃地区铜器生产步入繁荣阶段,较此稍晚,陕西、山西和河南也开始发现较多青铜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朝鲜半岛青铜武器的生产与流通研究”阶段性成果)

  对朝鲜半岛青铜兵器的考古学研究,有利于我们准确把握中国尤其是东北地区在东北亚地区的历史文化位置,为进一步了解朝鲜半岛的历史发展脉络,厘清东北亚地区青铜时代的纷繁纠葛,提供了可靠的研究材料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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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文化时期(公元前1700—前1500年),出现了鼎、盉、爵、斝等以多块陶范组合铸造的青铜容器。块范铸造是中国青铜冶铸技术本土化的重要创新,得益于中原地区深厚的陶器制作传统,块范铸造技术得到了长足发展,促进了中原早期国家的形成和商周礼制社会的繁荣。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朝鲜半岛青铜武器的生产与流通研究”(13CKG007)阶段性成果)

喇叭形耳环[夏代] 图片来自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

青铜器形上的文明互鉴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此外,在青海、河南、辽宁等地发现有少量的“塞伊玛-图尔宾诺式铜矛”,同形制的铜矛在俄罗斯米努辛斯克盆地发现很多,此种铜矛最大特征是銎部带有一个向后弯的钩,又称为“倒钩铜矛”,很多学者都已经指出中国境内出现的这些倒钩铜矛与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有关,其中的交流分别通过新疆和蒙古高原来实现。

除了冶铸技术上的交流,当时中国的青铜文化与中亚、西亚地区还存在着器形上的交流。美国学者胡博认为,二里头文化中常见的青铜爵很可能受到了西亚的影响,伊朗沙赫达德遗址出土的红铜制作的上部带流、尾的“爵形器”,很可能是二里头铜爵的原型之一,这种“爵形器”在中亚的土库曼斯坦等地也有出土。

我国东北地区的青铜文化中流行一种刃部双曲的铜剑,此类铜剑在我国境内的分布地域西抵内蒙古宁城、东北可达长春及其临近地区、南到鸭绿江流域,类似铜剑在与我国辽东半岛毗邻的朝鲜半岛也有少量发现,如朝鲜黄海南道、韩国庆尚南道、全罗南道、忠清北道等地,虽然铜剑的细部略有差异,但整体形制基本相同。有学者认为朝鲜半岛发现的曲刃剑“很可能是从我国东北地区传入的”。

欧亚草原是世界上最广袤的草原地带,自多瑙河下游起,经潘诺尼亚草原、东欧平原、西西伯利亚平原、哈萨克丘陵、萨彦-阿尔泰山系、蒙古高原,直至中国东北松辽平原,东西绵延一万余公里。如此广阔的通道,为欧亚草原的交流提供了极为便捷的条件。近年来的研究表明,中国早期铜器中的齐家文化铜器、四坝文化铜器、天山北路文化铜器均或多或少受到了来自米努辛斯克盆地、近东及蒙古草原地区的影响,如四坝文化和天山北路文化中的权杖头吸收自近东文化因素,透銎斧、三叉护手剑、喇叭形耳环则来源于蒙古草原地区。另一方面,这种文化交流是双向的,在上述区域也发现了一些明显受到中国北方青铜文化影响而产生的器物,如蒙古国早期青铜器中的刀、剑、盔都是源自商时期的中国北方,有学者据此提出了“中国北方-蒙古高原冶金区”这一概念,意在强调中国北方与周边的蒙古高原及更北的外贝加尔地区之间的紧密联系。内蒙古地区常见的青铜牌饰,也广泛见于欧亚草原东部的其他地区。

中国与周边国家频繁深入的文明交流

此外,在青海、河南、辽宁等地发现有少量的“塞伊玛-图尔宾诺式铜矛”,同形制的铜矛在俄罗斯米努辛斯克盆地发现很多,此种铜矛最大特征是銎部带有一个向后弯的钩,又称为“倒钩铜矛”,很多学者都已经指出中国境内出现的这些倒钩铜矛与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有关,其中的交流分别通过新疆和蒙古高原来实现。

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大规模文化交流是从中国的秦汉时期和日本的弥生时代开始的,在长崎、福冈、佐贺等地都发现过汉式的铜镜和货币,其中铜镜是弥生时代遗址中出土数量最多的一类汉朝文物,迄今已发现500余件。除了直接从中国获得铜镜以外,弥生时代的居民还大量仿制这类铜镜,中日文化交流考古中常常被提起的“三角缘神兽镜”就是其中最典型的器物。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当时中国与日本之间交流的线路主要是以朝鲜半岛为中继、经由对马岛和壹岐岛而达到九州地区,再向日本列岛扩散的。

我国东北地区的青铜文化中流行一种刃部双曲的铜剑,此类铜剑在我国境内的分布地域西抵内蒙古宁城、东北可达长春及其临近地区、南到鸭绿江流域,类似铜剑在与我国辽东半岛毗邻的朝鲜半岛也有少量发现,如朝鲜黄海南道、韩国庆尚南道、全罗南道、忠清北道等地,虽然铜剑的细部略有差异,但整体形制基本相同。有学者认为朝鲜半岛发现的曲刃剑“很可能是从我国东北地区传入的”。

中南半岛与中国云南、广西地区山水相连,水陆交通便捷,联系紧密。例如,云南地区早期金属技术的一大特点是使用石范铸造,而类似石范在泰国班清文化中发现较多,斧、钺、矛等不少兵器也与班清文化的同类器相同,彼此可能存在技术交流。云南的青铜技术也传播到了越南,有学者指出东山文化(约公元前500—公元100年)的剑、戈、矛、靴形钺等兵器的器形,与滇文化的同类器非常相似,东山文化的铜鼓则大多与滇文化的铜鼓近似。因此滇文化很可能是东山文化的源头之一,但在青铜冶铸技术方面二者也存在明显区别:滇文化兵器极少含铅,而东山文化的兵器往往高铅。

中国与周边国家频繁深入的文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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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大规模文化交流是从中国的秦汉时期和日本的弥生时代开始的,在长崎、福冈、佐贺等地都发现过汉式的铜镜和货币,其中铜镜是弥生时代遗址中出土数量最多的一类汉朝文物,迄今已发现500余件。除了直接从中国获得铜镜以外,弥生时代的居民还大量仿制这类铜镜,中日文化交流考古中常常被提起的“三角缘神兽镜”就是其中最典型的器物。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当时中国与日本之间交流的线路主要是以朝鲜半岛为中继、经由对马岛和壹岐岛而达到九州地区,再向日本列岛扩散的。

青铜爵,二里头遗址出土 图片来自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

中南半岛与中国云南、广西地区山水相连,水陆交通便捷,联系紧密。例如,云南地区早期金属技术的一大特点是使用石范铸造,而类似石范在泰国班清文化中发现较多,斧、钺、矛等不少兵器也与班清文化的同类器相同,彼此可能存在技术交流。云南的青铜技术也传播到了越南,有学者指出东山文化(约公元前500—公元100年)的剑、戈、矛、靴形钺等兵器的器形,与滇文化的同类器非常相似,东山文化的铜鼓则大多与滇文化的铜鼓近似。因此滇文化很可能是东山文化的源头之一,但在青铜冶铸技术方面二者也存在明显区别:滇文化兵器极少含铅,而东山文化的兵器往往高铅。

除了技术和器形上的交流之外,当时云南与南亚之间也存在着实物的直接交流。铜鼓最早于公元前800年至前500年左右出现于中国的广西地区,刚出现的铜鼓形制比较原始,且基本均为素面或仅有很简单的几何纹装饰,使用用途比较广泛,除了作为乐器使用之外,还作为炊器、随葬品、祭祀品等。铜鼓除了分布于我国的广西、云南、贵州等地之外,在东南亚的越南、柬埔寨、泰国、老挝、缅甸等国家均有发现,泰国班清就发现过万家坝型的铜鼓,与楚雄万家坝出土的铜鼓近似,很可能是从云南传入泰国的。除了铜鼓之外,东山文化中的不少铜器也很可能是直接来自于云南。鼓作为这一区域青铜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器物,其至今仍在发挥着作用,前不久泰国国王拉玛十世哇集拉隆功的即位庆典巡游仪式上,巡游队伍中就有人在敲奏铜鼓。

除了技术和器形上的交流之外,当时云南与南亚之间也存在着实物的直接交流。铜鼓最早于公元前800年至前500年左右出现于中国的广西地区,刚出现的铜鼓形制比较原始,且基本均为素面或仅有很简单的几何纹装饰,使用用途比较广泛,除了作为乐器使用之外,还作为炊器、随葬品、祭祀品等。铜鼓除了分布于我国的广西、云南、贵州等地之外,在东南亚的越南、柬埔寨、泰国、老挝、缅甸等国家均有发现,泰国班清就发现过万家坝型的铜鼓,与楚雄万家坝出土的铜鼓近似,很可能是从云南传入泰国的。除了铜鼓之外,东山文化中的不少铜器也很可能是直接来自于云南。鼓作为这一区域青铜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器物,其至今仍在发挥着作用,前不久泰国国王拉玛十世哇集拉隆功的即位庆典巡游仪式上,巡游队伍中就有人在敲奏铜鼓。

青铜器是探讨亚洲早期文明不可缺少的实物资料。而中国以铸造难度较大、纹饰复杂的容器为主,在亚洲乃至世界青铜文化中独树一帜。中国古代曾提出过“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理念,“和”为和谐,是不同事物的相承相继,“同”是相同事物的叠加,掩盖了事物之间的差异。强调“和而不同”,尊重文明的多样性,推动各文明之间交流互鉴,打造亚洲命运共同体,才能使各文明延续旺盛的生命力,实现真正的和谐与多彩。(作者:李茜,科学出版社副编审)

青铜器是探讨亚洲早期文明不可缺少的实物资料。而中国以铸造难度较大、纹饰复杂的容器为主,在亚洲乃至世界青铜文化中独树一帜。中国古代曾提出过“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理念,“和”为和谐,是不同事物的相承相继,“同”是相同事物的叠加,掩盖了事物之间的差异。强调“和而不同”,尊重文明的多样性,推动各文明之间交流互鉴,打造亚洲命运共同体,才能使各文明延续旺盛的生命力,实现真正的和谐与多彩。

(图文转自:光明网—光明日报)

(作者:李茜,系科学出版社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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