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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美尔学,探寻古代西亚文明的渊源

亚述学是一门研究古代两河流域历史文化及楔形文字的人文学科。德国涌现出一批又一批著名亚述学者,位居国际亚述学研究前沿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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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河流域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文明。随着近东考古学的创立和发展,两河流域的大量文物得以发掘出土,文明也得以“复活”

  古代两河流域历史发展的脉络

研究;德国;亚述;德语;语法

苏美尔学作为亚述学的分支,是研究苏美尔文明的历史及其所使用的苏美尔语楔形文字的一门学科,建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在当时近东考古实践与破译楔形文字背景下所产生的。苏美尔学常常作为亚述学的一部分出现,但是在欧美一些研究机构中也作为独立学科存在,比如美国康奈尔大学出版的系列丛书《康奈尔大学亚述学与苏美尔学研究》,就将亚述学与苏美尔学视为两个学科。要了解苏美尔学,首先必须要弄清楚下面几个术语涵义及其关系:苏美尔、苏美尔人、苏美尔语和苏美尔文明。

博物馆藏品;文明;复活;大英博物馆;出土

  公元前4000年代末,苏美尔人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明。公元前3000年代初,苏美尔城邦林立,争霸战争此起彼伏。公元前3000年代中后期,阿卡德人乘苏美尔城邦混战之机,异军突起,统一了巴比伦尼亚的大部分地区。阿卡德王国统治仅仅百余年后便为东方的库提人所灭。在反抗库提人统治的过程中,苏美尔城邦得到复兴,建立了乌尔第三王朝,控制了巴比伦尼亚大部分地区。公元前3000年代末,在从西方涌入的阿摩利人的压力下,乌尔第三王朝解体,阿摩利人在两河流域建立了许多国家。巴比伦王国在混战中异军突起,于公元前18世纪一度统一了巴比伦尼亚地区。公元前16世纪初,巴比伦王国灭亡,加喜特人入主巴比伦尼亚地区,但巴比伦尼亚王朝的声威已大不如前。就在巴比伦尼亚王朝衰落之际,历经数次沉浮的亚述趁机崛起。公元前13世纪起,亚述逐步统一两河流域北部地区,并与巴比伦进行争霸战争,至公元前7世纪初亚述帝国正式吞并巴比伦尼亚,建立了囊括西亚大部和埃及北部的大帝国。依靠军事征服建立的亚述帝国统治并不稳固,在公元前7世纪末为迦勒底人建立的新巴比伦王国取代。新巴比伦王国命运多蹇,公元前539年为波斯所灭。波斯帝国灭亡后,希腊人、罗马人和阿拉伯人相继入主西亚,两河流域沦为外来民族的附庸。

亚述学是一门研究古代两河流域历史文化及楔形文字的人文学科。德国不仅是最早从事近东考古发掘的国家之一,也是最早开设亚述学专业课程的国家之一。一个多世纪以来,德国涌现出一批又一批著名亚述学者,位居国际亚述学研究的前沿和中心。

苏美尔人创造的世界之最

两河流域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文明。19世纪前,人们只能从《圣经》和古典学家的作品中知晓一些关于亚述人和巴比伦人的故事。然而,随着近东考古学的创立和发展,两河流域的大量文物得以发掘出土,并收藏于诸多博物馆、图书馆和私人藏家手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这些出土文物,就不可能有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复活”。

  亚述学诞生的历程

名家代有所出

1959年,美国著名苏美尔学家萨缪尔克莱默在其畅销作《历史始于苏美尔》一书中列举了苏美尔人的39个世界之最,包括:最早的学校、最早的拍马屁、最早的少年犯、最早的神经战、最早的两院制国会、最早的历史学家、最早的减税案例、最早的立法者、最早的法律判例、最早的药典处方、最早的农书、最早的树荫园艺、最早的宇宙论、最早的道德、最早的职业、最早的谚语、最早的动物寓言、最早的文学争论、最早的伊甸园、最早的诺亚方舟、最早的复活节、最早的屠龙术、最早的文学借用、最早的英雄时代、最早的情歌、最早的图书分类、最早的黄金时代、最早的病态社会、最早的礼拜挽歌、最早的弥赛亚、最早的远征、最早的文学意象、最早的性象征、最早的圣母、最早的摇篮曲、最早的文字肖像、最早的挽歌、最早的无产者胜利以及最早的水族馆。

大英博物馆收购大量文物

在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两河流域人民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在楔形文字、法律制度、宗教、文学、数学、天文学、建筑等诸多方面尤其引人瞩目,对周边地区文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然而,在外来民族的征服和同化过程中,古代两河流域文化逐渐泯灭。尽管一些希腊历史学家的作品和希伯来人的《旧约》保存了一些古代两河流域历史文化的信息,但其资料多源于道听途说的传闻,且文学虚构多于历史真实,因此很难视为信史。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再现是建立在西亚考古学的基础上的,而西亚考古学是从中世纪欧洲旅行家探索东方的活动发展而来的。中世纪时期,一些欧洲旅行家到东方游历,在考察两河流域的遗迹过程中发现了楔形文字,并将其介绍到欧洲。19世纪40年代,英法两国在亚述帝国的都城霍尔萨巴德、尼木鲁德和库云基克等遗址开展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活动,获得大量的石雕和楔形泥板文书,为楔形文字的释读创造了条件。

1857年,亚述学在英国正式建立。这门学科的发展,也离不开德国楔形文字研究和近东考古学的努力和贡献。中学教师格奥尔格·格罗特芬德(Georg Grotefend)成功破译古波斯语楔形文字,开启德国亚述学研究的大门。

记载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改革乌鲁卡基那改革的泥板现藏卢浮宫

世界上拥有两河流域文明藏品最多的博物馆是大英博物馆,它的中东展馆藏有30多万件两河流域文物,其中包括13万件楔形文字泥板文书。数量如此庞大的藏品主要分两个时段陆续进入大英博物馆,一是19世纪中期,二是20世纪上半叶。

  欧洲学者释读楔形文字的尝试始于两河流域大规模的考古以前,但多数人进展不大。1802年,德国的格罗特芬德根据古代西亚铭文通常的模式进行推理,成功地释读了古波斯语的楔形文字部分符号。1835年,英国的罗林森在公务之余,临摹了著名的贝希斯敦铭文,在对格罗特芬德等人的成果几乎一无所知的情况下,采用与格罗特芬德相同的方法,成功地释读了贝希斯敦铭文中的古波斯语楔形文字符号。在古波斯语楔形文字成功释读的基础上,埃兰语楔形文字也被成功释读。古波斯语楔形文字和埃兰语楔形文字释读成功后,学者们逐渐把目光转移到阿卡德语上。罗林森和爱尔兰学者欣克斯不但认出了阿卡德语的楔形文字符号,而且发现了阿卡德语的基本规律,但是他们的研究成果并没有马上为公众所承认。1857年,英国业余亚述学家塔尔博特译出一篇刚刚发现的亚述铭文,将译文寄给“皇家亚洲学会”,同时建议学会邀请罗林森和欣克斯各自独立翻译此铭文,以便进行比较。此时法国学者欧佩尔也在伦敦,学会也向他发出了邀请。“皇家亚洲学会”组织专门委员会对四篇译文进行鉴定,结果表明上述四家的译文大致相同。从此以后,楔形文字释读者的成果始得社会承认,一门新兴的学科——亚述学诞生了。由于早期的考古发掘主要集中在亚述地区,发掘的楔形文字被称为“亚述语”(今称阿卡德语,主要包括亚述和巴比伦两种方言),因此这门科学被称为亚述学。尽管亚述学现在研究的空间范围远远超过亚述地区,包括整个两河流域和楔形文字有关地区,但学术界仍习惯沿用旧称。19世纪末,苏美尔城市遗址和楔形文字文书被发现。在释读苏美尔楔形文字的基础上,亚述学产生了一个重要分支——苏美尔学。20世纪以来,随着赫梯语、埃布拉语和乌伽里特语等楔形文字文献的成功释读,亚述学又出现了赫梯学、埃布拉学和乌伽里特学等分支。

20世纪初,海因里希·齐默恩(Heinrich Zimmern)多次对苏美尔语、阿卡德语楔形文字语法和词汇进行开创性研究。他的学生本诺·兰斯伯格(Benno Landsberger)毕生致力于编撰楔形文字辞典文献,其代表作《苏美尔辞典资料集》(Materialen zum sumerischen Lexikon,简称MSL)几乎囊括了所有楔形文字辞典文献,对研究苏美尔语、阿卡德语语法和词汇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兰斯伯格的学生沃尔夫拉姆·冯·佐登(Wolfram von Soden)毕生致力于阿卡德语语法与词汇的研究,代表作《阿卡德语语法概要》(Grundriss der akkadischen Grammatik,简称GAG)和《阿卡德语简明词典》(Akkadisches Handw?觟rterbuch,简称AHw)具有跨时代意义,至今仍是学习和研究阿卡德语的必备工具书。

在这些世界之最中,有许多脍炙人口的杰作,比如最早的学校指的是苏美尔人的泥板屋,苏美尔语为e2-dub-ba,音译为埃杜巴,它是古代两河流域培育书吏的机构,也是国家的知识传授与储备中心;最早的立法者是乌尔第三王朝的建立者乌尔那穆,他颁布了迄今已知世界上最早的法典《乌尔那穆法典》,比两河流域最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还要早三四百年,并且奠定了两河流域后来法典的基调;最早的农书指的是《农人历书》,是一位农夫教谕自己儿子务农的家训。

1825年,英国人克劳迪亚斯·里奇从伊拉克将大型人面飞牛石像、精美的亚述浮雕和若干楔形文字材料运到伦敦,轰动了整个城市,大英博物馆出资1000英镑买下这些来自东方的艺术品,展出后产生了强烈反响。1845—1851年,英国近东考古学之父奥斯丁·莱亚德在伊拉克北部的尼姆如德(新亚述国王阿舒尔那希尔帕二世的首都卡拉赫)和库雍基克进行发掘,出土人面飞牛神兽拉玛苏、亚述猎狮浮雕石板、沙尔马那萨三世黑色方尖碑。1852—1854年,他的助手霍尔木兹德·拉萨姆发掘了尼尼微的阿舒尔巴尼拔王宫,出土著名的“国王猎狮”浮雕石板,并在阿舒尔巴尼拔图书馆遗址中出土楔形文字泥板3万余件。这些无价瑰宝主要集中于新亚述时期(前911—前612年),目前都收藏在大英博物馆。1857年,楔形文字破译成功,标志着亚述学的诞生,同时也刺激了近东考古学家发掘楔形文字泥板的动力。1873年,大英博物馆的雇员乔治·史密斯在尼尼微遗址发掘出土了“洪水泥板”的残缺部分,冲击了学界对《圣经》洪水故事的理解。这一珍贵文物也被收藏于大英博物馆。

  亚述学研究的意义

在亚述学的分支——苏美尔学研究领域,阿诺·泡拜耳(Arno Poebel)作出了开拓性贡献,其代表作《苏美尔语语法入门》(Grundzüge der sumerischen Grammatik,简称GSG)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苏美尔语语法著作,对后人深入研究苏美尔语至今仍具有借鉴意义。

世界上最早的法典乌尔那穆法典原文泥板,伊斯坦布尔博物馆藏

1922—1934年,大英博物馆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组成联合考古队,由英国考古学家伦纳德·伍利负责,对乌尔王陵进行挖掘,出土大量精美绝伦的艺术珍品,比如乌尔军标、扶树公羊、乌尔王棋、牛头竖琴,以及普阿比王后墓中的珠宝首饰(黄金短剑、黄金头盔、黄金酒杯、王后头饰等)。这些瑰宝属于早王朝时期的乌尔第一王朝(约公元前2600年),除部分文物被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收藏外,大部分收藏于大英博物馆。

亚述学研究,不但可以探究古代两河流域人在天文、历法、数学、建筑、文字、宗教神话、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突出成就,而且可以发现它对西方文明产生和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西方文明直接来源于基督教文化,后者则是希腊文化与希伯来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晶,二者的产生与发展都与两河流域文化密切相关。在两河流域文化的影响下,小亚细亚的赫梯文化逐渐成熟,对处于黑暗时期的希腊文化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希腊文化的发展间接地受到了两河流域文化的影响。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希伯来文化则受到两河流域文化的直接影响,它深深地打上了两河流域文化的烙印。沦为“巴比伦之囚”后,尽管犹太人失去了自由,但是希伯来文化却在两河流域文化的影响下走向成熟。亚历山大东征后,希腊人在西亚地区建立了许多希腊式城市,希腊文化进入西亚地区。与此同时,希腊人也接受了当地的文化,希伯来的经典被译成了希腊文。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在冲击碰撞中逐渐相互产生影响,直接导致了基督教文化的产生。希腊哲学和基督教观念既互补又对立,在接轨、碰撞和融合中促进了西方璀璨文明的诞生。

除了上述几位“祖师”级的亚述学家外,德国著名亚述学家还有赫尔曼·希普莱西特(Hermann Hilprecht)、亚当·法肯施泰因(Adam Falkenstein)和迪茨·艾德扎德(Dietz Edzard)等。

伟大而神秘的苏美尔人,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文字楔形文字,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文明苏美尔文明,而有关他们的来源与组群关系,至今仍然是学术界和业余爱好者不断探索的难题。

汉谟拉比法典石柱藏于卢浮宫博物馆

  亚述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德国亚述学研究离不开近东考古学的发展。1898—1915年,罗伯特·科尔德威主持发掘了两河流域南部的重要城市巴比伦城,标志着科学考古学的诞生。1902—1903年,他又主持发掘了法拉遗址,该地出土古朴楔形文字文献近300块,证明这里是巴比伦洪水故事主人公乌特纳皮施提的故乡。1903年,沃尔特·安德烈主持发掘了两河流域北部城市阿淑尔城遗址,出土泥板文献16000多块。1906年,德国东方学会开始发掘赫梯帝国首都哈图沙(土耳其的博阿兹柯伊),奠定赫梯学研究的基础。自1912年起,德国东方学会、德国考古研究所对两河流域南部乌鲁克城遗址持续进行发掘,出土了最为原始的泥板文书,将两河流域文明史向前推到了约公元前3200年。

苏美尔语的破译

在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收藏的两河流域文物中,最有名的无疑是汉谟拉比法典石柱。1901年,法国人雅克·德·摩尔根主持发掘苏萨遗址,出土一根闪长岩制成的石柱,上面刻写着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保存比较完整的法典——《汉谟拉比法典》。除此之外,卢浮宫对两河流域文物的收藏主要集中于三个时间段:19世纪中叶、19世纪末及20世纪前期。

亚述学诞生以后,学者们在各个层面开展研究。楔形文字文献是亚述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整理、发表各类楔形文字文献是当时亚述学研究最迫切的任务。英国学者出版了《西亚楔形文字铭文》(The cuneiform inscriptions of Western Asia)和《不列颠博物馆所藏的巴比伦楔形文字文献》(Cuneiform Texts from Babylonian Tablets in the British Museum),法国学者出版了《卢浮宫楔形文字文献》(Textes cunéiformes, Musées du Louvre)和《马里王室档案》(Archives Royales de Mari),其他规模较小的楔形文字文献集不计其数。20世纪80年代以来,芬兰等国学者重新整理翻译了《亚述国家档案》(State Archives of Assyria),加拿大等国学者重新整理翻译了《美索不达米亚王室铭文》(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Mesopotamia)等大型楔形文字文献集,为亚述学研究提供了可信度更高的楔形文字泥板文书文本。随着现代电子技术的发展,欧美各国学者开始把楔形文字文献放到因特网上,更加便利了各国学者的研究。楔形文字文献资料积累到一定数量后,欧美等国学者纷纷编纂亚述学字典。目前影响最大的亚述学字典有德国学者布鲁诺·迈斯纳和冯·佐登编篡的《阿卡德语词典》(Akkadisches Handw?觟rterbuch,简称AHw)、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编篡的《芝加哥亚述语词典》(The Assyrian Dictionary of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简称CAD)以及宾夕法尼亚大学组织各国学者编纂的《苏美尔词典》(The Smuerian Dictionary)。欧美国家的学者充分利用掌握一手材料的有利条件,开展了卓有成就的专题研究,涉及古代两河流域的语言文字、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宗教神话、建筑艺术、科技以及日常生活等诸多领域。

在国际学界享有盛誉

楔形文字的发展顺序是:首先由苏美尔人发明并用于苏美尔语;后来阿卡德人借用苏美尔的楔形文字用来书写阿卡德语,阿卡德语楔形文字不仅适用于阿卡德文明,还适用于后来的巴比伦文明和亚述文明;再到后来波斯人借用阿卡德语楔形文字来书写古波斯语。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楔形文字的破译顺序却正好相反:首先被破译的是古波斯语楔形文字,其次是阿卡德语楔形文字、最后才是苏美尔语楔形文字。而且更加幸运的是,这一切工作的顺利开展,归功于古人留下来的许多双语文献和三语文献,比如有破译楔形文字钥匙之称的贝希斯敦铭文。

1843年,法国人保罗-埃米尔·博塔在伊拉克北部发掘了新亚述国王萨尔贡二世的新都萨尔贡堡的王宫,出土了大量文物,例如人面飞牛拉玛苏巨像。这些巨大石像被艰难地运到巴黎,摆放在卢浮宫博物馆的近东部。

  尽管亚述学研究在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世界各国的研究水平参差不齐。两河流域考古遗址主要由欧美发达国家考古人员发掘,所获得的楔形文字泥板和其他文物相应也主要收藏在发达国家的博物馆里,因此欧美国家的亚述学研究达到很高的水准,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很难开展亚述学研究。日本是亚述学界的新军,日本学者亲赴两河流域故地进行考古发掘,在亚述学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其在苏美尔学方面的研究尤其引人注目。中国的亚述学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迄今为止,已有数所大学和科研机构可以开展较规范的亚述学教学与研究。(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目前,德国仍是国际亚述学研究中心之一。虽然许多亚述学研究强国在财政压力下削减亚述学研究经费,压缩其发展规模,但德国依然高度重视亚述学研究,不断加大对亚述学等人文学科的经费投入。世界各国的众多亚述学者纷纷涌入德国,学习、研究这门冷僻学科。

楔形文字大约在公元前3200年由生活在两河流域南部的苏美尔人发明,后来被阿卡德人、巴比伦人、亚述人、赫梯人、胡里人、埃兰人、波斯人等西亚民族所借用,是古代西亚最重要的文字系统。目前已知最后的楔形文字是公元75年的一块记录天文的泥板。自此之后,楔形文字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也被他们的子孙们所遗忘了。

1881—1891年,法国考古学家欧内斯特·德萨尔泽克在两河流域南部吉尔苏遗址的发掘,奠定了苏美尔学的基础,为苏美尔语楔形文字的破译提供了关键的物质材料。在吉尔苏的发掘中,出土了麦西里姆权标头、埃安那吞鹫碑、古地亚雕像和 2万多块苏美尔语楔形文字泥板,卢浮宫博物馆出资13万法郎,购得了这批宝贵文物。

在世界上开设亚述学课程的大学里,德国的数目无疑是最多的,亚述学教授和讲师的数量也是最多的,大多分布在历史悠久的著名大学,比如弗莱堡大学、哥廷根大学、海德堡大学、耶拿大学、莱比锡大学、美因茨大学、马尔堡大学、慕尼黑大学、明斯特大学、图宾根大学和维尔斯堡大学等。这些研究机构除了配置有固定岗位的教授外,还聘有若干讲师和兼职教师。

苏美尔语楔形文字泥板

自1933年起,法国将近东考古的重心从伊拉克转向叙利亚,在叙、伊边境附近的马瑞遗址建立了新的考古基地。马瑞遗址的年代为公元前2900—前1759年,它曾经见证了古巴比伦王国的兴盛。该遗址出土楔形文字泥板数万件,除部分收藏在卢浮宫博物馆外,其余藏在叙利亚的阿勒颇博物馆。这些泥板是研究古巴比伦王国尤其是汉谟拉比时期最重要的间接史料。

在苏美尔学研究领域,沃尔特·萨拉伯格(Walther Sallaberger)专攻苏美尔的宗教仪式研究,其代表作《乌尔第三王朝的祭祀历书》(Der kultische Kalender der Ur III-Zeit)是研究苏美尔乃至两河流域宗教祭祀活动的权威资料,另一代表作《乌尔第三王朝》(Ur III-Zeit)是世界上第一部系统研究乌尔第三王朝通史的著作。马库斯·希尔格特(Markus Hilgert)致力于乌尔第三王朝贡牲中心的研究,其代表作《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藏乌尔第三王朝楔形文字文献》(Cuneiform Texts from the Ur III Period in the Oriental Institute)是国际上研究贡牲中心和乌尔第三王朝经济史的权威参考书。他还参与主持了德国著名的跨学科项目“材料文本文化”(Materiale Textkulturen)的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康拉德·福尔克(Konrad Volk)的《苏美尔语读本》是国际上学习苏美尔语的通用入门教材。

楔形文字的重新发现之地并不是在它的诞生地两河流域,而是在伊朗。1602年,西班牙和葡萄牙派往波斯的使者德古维阿在波斯首先发现了楔形文字,成为向欧洲报道楔形文字的第一个欧洲人。在此之前,很可能当地的波斯人和两河流域的阿拉伯人发现过楔形文字,不过由于没有文献和实证记载,所以我们只是大胆猜测。

柏林近东博物馆藏品奠定赫梯学基础

在阿卡德学研究领域,迈克尔·施特雷克(Michael Streck)专攻阿卡德文学及人名学,主编《亚述学及近东考古学辞典》(Reallexikon der Assyriologie und Vorderasiatischen Arch?覿ologie,简称RlA)。斯蒂芬·毛尔(Stefan Maul)专攻亚述史,他主持的“阿淑尔楔形文字文献整理”项目,基于德国在阿淑尔城考古发掘的楔形文字泥板研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在赫梯学研究领域,约尔格·克林格(J?觟rg Klinger)是目前国际赫梯学研究的权威。

1616-1621年间,意大利人德拉瓦莱游历了两河流域和波斯的古迹,发现了楔形文字并且首次进行了临摹,第一次把楔形文字形象地介绍给欧洲读者。随后,又有不少欧洲探险家和学者游历过两河流域和波斯,并且发现了不少楔形文字材料,但是还没有对它进行破译工作。

柏林近东博物馆位于著名的博物馆岛上,隶属于知名的佩加蒙博物馆,是德国收藏两河流域文物最多的机构。

研究机构特色鲜明

1761-1767年间,精通阿拉伯语的丹麦学者尼布尔来到波斯波利斯,临摹了大量的楔形文字铭文,并且进行了初步的释读尝试。他写的游记后来成为德国人格罗特芬德破译古波斯楔形文字的钥匙。格罗特芬德是德国哥廷根的一位中学教师,他破译楔形文字的初衷是由于和朋友打赌。在借助了他人的阿维斯陀语、钵罗钵语研究成果基础上,又加之古希腊语、希伯来语中记载的古波斯国王事迹,格罗特芬德使用类似解读密码式的方法成功破译了古波斯语楔形文字,打开了破译楔形文字的第一扇大门。

1902—1914年,在德国东方学会的资助下,罗伯特·科尔德威对两河流域南部最重要的遗址——巴比伦城进行了挖掘。在发掘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时期的伊什塔尔门和盛典大道遗址时,科尔德威把墙上的砌砖拆掉,运到柏林,然后按照原式样进行复原,最后涂上以蓝色为主的釉画。伊什塔尔门高约14米,长约30米,现在展览于近东博物馆的前门大厅。

德国亚述学研究不仅成绩斐然,大家辈出,而且在研究机构和课程设置方面具有自己的特点。

古波斯语楔形文字的成功释读,标志着另一种重要的楔形文字阿卡德语楔形文字的破译之日也为时不远,其中古波斯时期留下来的双语文献或多语文献则成为破译阿卡德语楔形文字的关键所在,尤其是被称为破译楔形文字的钥匙的贝希斯敦铭文。1857年,阿卡德语的破译正式标志着一门新的学科亚述学的诞生,由于英国人罗林森对于阿卡德语楔形文字的破译做出了杰出贡献,所以他被后人尊为亚述学之父。

同一时期,科尔德威的助手瓦尔特·安德烈主持发掘了亚述首都阿舒尔城,出土泥板文献1.6万多块,另有棱柱铭文、圆柱铭文、印章、雕塑和其他文物不计其数。这些文物分别收藏于柏林近东博物馆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博物馆。

第一,许多学校设有专门的亚述学研究所,例如,海德堡大学的亚述学研究所、慕尼黑大学的亚述学与赫梯学研究所等。

至此为止,学者们对于苏美尔语的认识还几乎为零。苏美尔语楔形文字的破译不同于阿卡德语和古波斯语的破译。早在1850年,作为破译楔形文字功臣之一的爱尔兰学者兴克斯发现了阿卡德楔形文字中的表意字不同于一般的阿卡德语音节,提出阿卡德语不是最早的楔形文字,巴比伦人不是楔形文字的发明者。此外,罗林森也发现了这一现象,并且指出在巴比伦语之前应该还有更古老的楔形文字。1869年,另一位对于破译楔形文字有功的法国学者奥佩尔,根据两河流域王铭中的苏美尔与阿卡德之王的称号,将这种比巴比伦语还要早的语言称为苏美尔语,而把巴比伦语和亚述语统称为阿卡德语。

德国人在两河流域第三个重要的发掘遗址是乌鲁克,发掘工作从1912年持续到1978年,出土文物收藏于柏林近东博物馆和伊拉克国立博物馆。柏林近东博物馆里的乌鲁克城墙,用大小相等的泥钉有规律地罗列堆积而成。此外,乌鲁克出土的“古朴泥板”,年代大约为公元前3200年,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特殊地位。

第二,几乎每所开设亚述学课程的学校都至少配有苏美尔语、阿卡德语两个教授职位,有的学校还配有赫梯学教授职位,教授之下配有数目不同的讲师和临时教师职位。至于其他古代近东语言文字(如胡里特语、乌伽利特语、乌拉尔图语、埃兰语、古波斯语等),这些学校通常根据学生的选课要求及课程需要,聘请其他学校的教师进行讲授。

学者们最早见到的苏美尔语材料是在亚述地区考古发掘的楔形文字泥板,主要是新亚述时期首都尼尼微的阿舒尔巴尼帕图书馆出土的大量楔形文字泥板,其中有亚述人编撰的苏美尔语-阿卡德语双语辞书及语法书,这些辞书用于当时亚述人的学校教育,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若干年之后这些学校教材会成为破译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苏美尔楔形文字的钥匙。

柏林近东博物馆第四类藏品是德国考古队在哈图沙遗址发掘的赫梯文物,这为赫梯学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1906—1994年,德国东方学会和德国考古研究所先后在哈图沙遗址展开旷日持久的发掘工作,发现赫梯语、阿卡德语楔形文字泥板文书约3万件,除部分收藏在近东博物馆外,其余分别收藏于土耳其的安卡拉博物馆和伊斯坦布尔博物馆。

第三,各个学校的亚述学研究所设有专业的资料室,资料十分齐全,便于学习、研究。同时,研究者和学生可以随时订购最新书目,上报给所里补充更新,州里有专门资金用来资助图书资料的订购。

除了考古学家在亚述地区发现的双语文献之外,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起,考古学家在伊拉克南部遗址发掘的则是纯正的苏美尔文明时期的楔形文字泥板,比如1877-1900年间,法国考古队在吉尔苏遗址发掘了数万苏美尔语楔形文字泥板,包括古苏美尔时期和新苏美尔时期,这些泥板为苏美尔学的建立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准备。有了丰富的实物及文献材料,学者们可以就苏美尔语进行语法、词汇、文献解读等文本研究。

伊拉克博物馆藏品迅速增多

第四,学生从本科起就开始学习亚述学基础专业课程,打好坚实的专业基础。本科、硕士期间,学校不提倡学生发表学术论文,学生在攻读博士期间也没有发表论文的硬性要求。

吉尔苏遗址

伊拉克国立博物馆建于1926年,1934年伊拉克政府颁布文物法,禁止将伊拉克境内出土的文物带出国境。此后,伊拉克博物馆的两河流域藏品数量迅速增加。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大量文物被盗被毁,造成巨大损失,博物馆也被迫封馆,2015年才重新开馆。

第五,各机构出版有国际著名的亚述学专业学术期刊,比如《东方研究档案》(Archiv für Orientforschung,简称AfO)和《亚述学和近东考古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Assyriologie und Vorderasiatische Arch?覿ologie,简称ZA)等。

1905年,苏美尔学的开拓者之一、法国学者弗朗索瓦蒂罗-丹然出版了《苏美尔与阿卡德铭文》一书,开启了解读苏美尔楔形文字的序幕。1923年,德国学者阿尔诺珀贝尔出版了划时代的《苏美尔语法入门》一书,成为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苏美尔语法书,虽然后来又有了安东戴梅尔与亚当法尔肯施泰因等人对苏美尔语法的改进与修正,但是珀贝尔的这本苏美尔语法书直到今天依然没有过时。

在伊拉克战争期间被盗后来被追回的重要文物有乌鲁克面具、雪花石膏大瓶等。前者系1939年德国考古队在乌鲁克发掘出土,被称为“苏美尔的蒙娜丽莎”,约20厘米高,年代为公元前3100年,是人类最早的头部造像之一;后者系1933—1934年德国考古队在乌鲁克发掘出土,高约1米,年代约为公元前3200—前3000年,大瓶外表的图式分为四栏,由下到上分别描绘了水和植物、牛羊动物、服务人员、女神伊南娜,体现了古代苏美尔人对自然界的认识。

第六,亚述学研究与近东考古学密切相关,德国考古队常年在近东地区从事考古发掘。此外,许多大学和研究所藏有原始泥板文献,例如,海德堡大学亚述学研究所的乌鲁克藏品、耶拿大学的希普莱希特藏品等。

1984年,丹麦学者玛丽-路易汤姆森出版了《苏美尔语:历史与语法入门》一书,将苏美尔语法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成为目前学习苏美尔语的敲门砖。2003年,德国著名亚述学家迪茨奥托埃查德出版了《苏美尔语法》一书,提出了许多苏美尔语研究的新问题与新见解。

美国博物馆收藏大量楔形文字材料

综上所述,从德国亚述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中,我们可以借鉴许多宝贵经验和研究方法,不断加强我国与国际亚述学界的交流合作,推动我国亚述学研究的发展。

迪茨奥托埃查德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博物馆建于1887年,大多数文物来源于1922—1934年宾夕法尼亚大学与大英博物馆联合考古队对乌尔王陵的发掘。主要藏品有:王冠、小雕像、乐器,以及大约3万块楔形文字泥板。此外,1888—1899年,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队发掘尼普尔遗址时,共出土5万多块泥板,除部分收藏于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博物馆外,其余则被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博物馆和德国耶拿大学收藏。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环东海与边疆研究院)

当然,有关苏美尔语的研究依然没有画上句号,就像前苏联亚述学家贾可诺夫所说的有多少苏美尔学家就有多少苏美尔语一样,苏美尔语的许多问题,至今依然没有得到统一的答案,苏美尔语就像它的发明者苏美尔人一样神秘。

耶鲁大学图书馆的“耶鲁巴比伦藏品”(Yale Babylonian Collection)是美国最大的两河流域文物与楔形文字材料收藏品,共藏有楔形文字材料约4万件,其中包括世界上最早的“勾股定理”泥板(编号YBC 7289),这件古巴比伦时期的数学泥板要比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定理早100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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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主要博物馆藏品外,还有很多两河流域文物和楔形文字材料收藏于其他博物馆、图书馆和私人藏家手中。正是通过这些珍贵文物和资料,我们才得以对古老的两河流域文明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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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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