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春秋三国 2019-11-25 18:54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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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安德特人生火有绝招,艺术的萌芽

近期,荷兰莱顿大学考古系学者与代尔夫特理工大学能源与工艺系学者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尼安德特人曾经使用二氧化锰加快取火的速度,这说明旧石器时代的原始人类有可能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识地使用化学方法提高生活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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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麦姆斯咨询报道,创建患者的微型器官,以便研究并观察疾病的发展和治愈。上述场景虽然听起来像是未来的事情,却是有可能发生的。这就是荷兰莱顿大学医学中心、荷兰特文特大学、格罗宁根大学医学中心、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以及荷兰皇家艺术与科学学院Hubrecht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未来10年希望做出的研究成果。近期,研究资助机构NWO以Gravity补贴的名义授予了将近1900万欧元的经费用于此项研究。

艺术与象征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最重要的特质,是人类所独有的能力。从种群演化角度来说,可能归因于基因突变或是自然选择,当人脑视觉-运动神经系统演化出客观认知和主观认知,开始用象征意识表现大脑中的客观世界和主观意念,象征和艺术就孕育而生。近年来原始艺术的研究越来越成为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中一个热门而又充满争议的领域。究其原因,主要是学者们将其与现代行为及现代人起源与演化问题相联系。由于象征意识和艺术创作是人类独有的特性,因而研究者希望藉对考古材料的解读,为“我们为何如此不同”这一问题寻找答案。

学者;化学方法;荷兰;研究发现;氧化锰

一个尼安德特人家庭 图片来源:Bridgeman Images

越来越多活的体外人体细胞和组织生长在“器官芯片”上,研究人员依靠硅片上的小隔间模拟人体的身体情况。通过芯片上的微小通道来实现最少量流体对生长细胞的精确饲养。流体通过微型泵植入和移除,并且可以用传感器测量细胞的行为。根据荷兰莱顿大学医学中心兼特文特大学发育生物学领域教授Christine Mummery的总结:“上述场景几乎等同于创建了器官的一小部分。”

早期艺术多是一种象征行为,一般是指以任意的符号、视觉表现或发声器去描述客观事物、人和抽象概念,是人脑思维具象化的表现。旧石器时代艺术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具有了交流抽象概念和审美的能力。这一行为的出现不仅蕴含着人类认知能力的进步,甚至可能意味着人类复杂的交流系统的出现或飞跃。通常艺术行为都并非用于生产活动,在考古发掘材料中的主要表现为视觉艺术,大致可分为装饰艺术、抽象艺术、象形艺术,涵盖了以下几方面内容:表示自我和群体认知的装饰品,如串珠、吊坠等饰物;颜料的使用;有刻槽和刻划痕迹的骨、角、蛋皮、赭石或石头等物品,也包括了洞壁上的浮雕、岩画、立体雕像(如西欧旧石器时代晚期发现的“丰产女神”等)等,这也属于对肖像和意向的再现;埋葬及随葬的物品如赭石等表示仪式性的遗物。

本报综合外媒报道 近期,荷兰莱顿大学考古系学者与代尔夫特理工大学能源与工艺系学者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尼安德特人曾经使用二氧化锰加快取火的速度,这说明旧石器时代的原始人类有可能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识地使用化学方法提高生活效率。2月29日,荷兰莱顿大学官网报道了该成果。

从头发颜色到交配习惯,如今科学家对尼安德特人已有很多了解。不过,一个基本的谜题仍悬而未决:他们是否知道如何生火?考古学家早就知道,像这张艺术家想象图中所描绘的家庭一样,尼安德特人会用火,但他们可能仅利用自然发生的雷击和森林火灾提供火源。

Mummery是该项目的负责人,该项目也包括另外5名知名科学家—荷兰莱顿大学医学中心的神经专家Michel Ferrari,荷兰特文特大学纳米技术学家Albert van den Berg,荷兰皇家艺术与科学学院Hubrecht研究所细胞生物学家Hans Clevers,格罗宁根大学医学中心人类遗传学家CiscaWijmenga,以及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纳米技术学家Lina Sarro。上述研究人员在合作开展人体器官和疾病模型技术(Human Organ and Disease Model Technologies, hDMT)之前就已经通过器官芯片合作过很长一段时间。

象征和艺术的起源与演化

自然界中二氧化锰储量丰富,石器时代的人们经常将其用作颜料,涂抹身体、做标记或进行原始艺术创作。此次学者在法国西南部一个5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遗址进行研究时发现了大量小块的黑色二氧化锰。对于生活在今法国西南部的尼安德特人来说,搜集如此多的二氧化锰需要花费相当多时间和精力。学者推断,由于这些尼安德特人经常使用火,如果他们需要黑色颜料的话,木材燃烧后的木炭即随手可得,没必要费力积攒如此多的二氧化锰。所以,这些小块的二氧化锰可能另有他用。

如今,一种关于一些尼安德特人奇特古器物的新假设提出,这个人类遥远的“表亲”确实能白手起家,自己生火。科学家在挖掘法国西南部一处有着5万年历史的遗址时,发现了该地区石灰岩形成物中富含的大块二氧化锰。

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将重点放在从患有某种疾病患者的干细胞上长成心脏、大脑、肠道和血管细胞。这些细胞将构成芯片器官的基础,并且具有与人体器官相同的功能。Mummery表示,“我们让心脏模型像真正的心脏一样跳动,让肠道模型有真正的细菌。我们与荷兰鹿特丹大学医学院合作重新构建了大脑部分。凭借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准确地重现器官在某些困境中所遭遇的问题。”

有学者从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辨识出一些与艺术和象征行为相关的遗物,据此认为艺术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就已开始出现。而更多考古学家则认为,这些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出土的所谓的证据,是自然或非象征行为的技术偶然导致产生。如果从形态稳定性、标准化和独特风格特点这几个方面来看,艺术和象征行为要直到旧石器时代晚期才出现。但近年来在近东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南非中石器时代遗址,甚至东亚晚更新世早期遗址,都陆续出土了大量属于象征行为的带有刻划痕迹的鸵鸟蛋皮、赭石、象牙以及串珠等遗物,基于此可以判断,具有象征意识的艺术行为出现的时间至少是在10万年以前。

二氧化锰是一种助燃物质。此次遗址中的火堆以及被研磨过的二氧化锰碎块能够很好地支持这种假说,即尼安德特人用于二氧化锰加快取火效率。学者表示,在人类学研究记录中,尚未发现关于现代人类中狩猎—采集者使用二氧化锰取火的记载。二氧化锰本身并非可燃材料,其有助于取火的作用并非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尼安德特人能借助这种材料取火十分令人惊讶。

考古学家此前认为,尼安德特人利用这种物质作为黑色颜料装饰自己的身体。不过,一个新的研究小组提出,从尼安德特人的篝火中产生的木炭和烟灰会让人体彩绘更加简单、便利。此外,上述遗址中的尼安德特人看上去强烈偏爱二氧化锰,而不是其周围环境中可用的其他氧化锰,尽管所有这些密切相关的化学物质会产生相同的着色颜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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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二氧化锰到底能做哪些由它的“近亲们”无法完成的事情呢?答案是生火。科学家在法国西南部遗址中的一些石块上观察到有擦伤的痕迹。他们将小块石片碾碎后获得粉末。当研究人员把粉末撒在一堆木柴上时,它使得引起燃烧所需的温度降至250℃,从而让生火变得容易很多。相反,未经处理的木柴在高达350℃的温度下都无法被点燃。这一发现于2月29日发表于《科学报告》杂志。

会成长的微型器官能够很好地替代动物试验。动物试验过程中所发生的情况并不一定能很好地反映在人体真正实践时所发生的情况。

旧石器时代装饰品

研究人员无法排除尼安德特人将二氧化锰作为其他可能的用途,包括身体装饰。不过,基于上述试验,他们建议将生火加到这个用途清单中。

与所谓“现代行为”一样,象征意识和早期艺术的演化模式主要有突变说和渐变说之分。突变说的支持者认为大约在距今20万~4万年的某个时候,由于基因突变,人类大脑突然产生了象征意识,孕育出艺术创作能力,开始用艺术行为表达自我和群体意识,用具有语法规范的语言进行交流,预先计划和制作高度复杂的工具。而渐变说的支持者以非洲中、晚石器时代考古材料为证据,发现20万年来带有象征艺术行为的遗物在非洲大陆多个时期都有出现,结合其他文化连续演化这一特点,他们认为艺术与象征行为也是一个连续发展的演化模式,并没有所谓的突变发生。近年来,还有学者认为现代行为及象征行为的出现与消散和人口数量的扩大与缩减有关。人口规模成为象征行为出现和演化的主要原因,这一假说可以解释为何早期艺术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时断时续出现这一客观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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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坠饰

象征意识和艺术行为是现代人独有的吗

20世纪90年代以前,研究认为艺术是与石叶技术、骨角器等其他所谓现代行为要素一起,伴随现代人走出非洲,于大约4万年前到达西欧的。因此,在西欧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出土的包括石叶技术、埋葬行为、骨角器、装饰品、雕刻艺术、使用颜料、洞穴壁画等与现代人化石伴生的物质遗存被视作现代人所独有的奥瑞纳文化,这一文化代表了更先进的文化,是一种演化优势。它伴随着现代人的扩散,最终取代了当地尼安德特人创造的莫斯特文化。“现代人-早期艺术-旧石器时代晚期”这一联系组合也被深深地烙在人们印象中。

但随后在近东勒凡特地区距今10万年的Qafzeh、距今6万年的Quneitra等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中出土了一些穿孔装饰品和带有刻划痕迹的象征遗物,南非距今16万年前的Pinnacle Point、距今10~7万年的Blooms等遗址陆续发现大量穿孔、刻划等象征行为证据。特别是在距今5万年的Cueva de los Aviones遗址——一个典型的尼安德特人遗址中也发现有装饰品、使用颜料等被认为是早期艺术行为的证据。基于这些证据,象征思维是现代人所独有的优势文化这一观点受到了强烈的质疑,尼安德特人显然并非之前所认为的属于愚蠢的、没有艺术能力的人群。但也有学者认为尼安德特人出现这些能力,是与现代人群体接触后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的结果。2015年,一件发现于爪哇岛直立人遗址的带有刻划痕迹的贝壳被辨识出来,说明直立人(Homo erectus)很可能也具有象征意识,能制作原始艺术品。对比旧石器时代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艺术和象征意识产品,可以发现早期的象征意识多体现于抽象艺术,表现为简单的刻划。到了晚更新世早期,形象艺术和装饰艺术逐渐增多,直到旧石器时代晚期,艺术和象征行为产品的数量明显增加,也新出现了诸如丰产女神、洞穴壁画、发生器等多种艺术类型。虽然包括直立人、尼安德特人、现代人在内的多个不同古人群都可能孕育出象征意识的火花,但无疑只有现代人将这一火花燃成燎原之势,包括丰产女神、岩画等象形艺术仍仅发现于现代人遗址中,因此仍有许多学者坚持认为象征行为与艺术是现代人能延续至今的重要优势文化特质。

我国旧石器遗址中发现的早期艺术相关遗物

目前我国发现时代最早的与艺术相关的遗物当属15至12万年前,三峡兴隆洞的一件剑齿象门牙上的刻划,这些痕迹可以分为两组,一组近似一条灌木枝的图案,另一组近似露鸟的羽冠。这种见于有机质遗物上的原始艺术行为还发现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遗址、山西峙峪遗址、北京王府井东方广场遗址、河北兴隆遗址和湖南桂阳的一些骨片和鹿角上。对于这些刻划的意义,很难进行深入解读。而对于这些遗物的功用,裴文中先生认为周口店山顶洞遗址中的一件带有刻划痕迹的鹿角,其功能很可能类似于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的“指挥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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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在有机质上的人工刻划线条,明确是人类有意识在无机质材料上的刻划符号在我国旧石器遗址中很少发现。虽然步日耶和裴文中分别记述在水洞沟和山顶洞遗址一些卵石和赭石表面有“擦痕”,可能是人工行为所致,但却仅限于此,没有深入鉴别和研究。真正经过细致显微观察和分析,明确为人工行为所致的刻划痕迹,仅发现于水洞沟第1地点。这是一件小型石核,石核表面发现有8条刻划痕迹,镜下观察其中两条交错的线条明显有先后顺序,且线条纵向痕迹为“V”型,不同于自然形成的“U”型侵蚀线条痕迹,因而确认了其人工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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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洞沟遗址发现的刻划痕迹

较之为数不多的刻划痕迹,穿孔装饰品在我国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出现频率明显更高。3至1万年前,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遗址、辽宁小孤山遗址、宁夏水洞沟遗址和鸽子山遗址、山西峙峪遗址和柿子滩遗址以及河北泥河湾的虎头梁、于家沟、马鞍山等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都发现了较多的穿孔装饰品,穿孔对象包括鸵鸟蛋皮、贝壳、螺壳、石、骨。值得注意的是鸵鸟蛋皮串珠大多直径不超过1至2厘米,特别是宁夏鸽子山遗址还出土了几件直径不超过2毫米的微型串珠,其制作之精细让人咂舌。

上述我国旧石器时代发现的装饰艺术和抽象艺术行为,比之欧亚大陆西侧和非洲同期的遗址,发现数量并不算多,更鲜有发现包括雕塑和岩画在内的象形艺术行为和相关艺术品。虽然我国许多省份都发现有岩画或岩刻,但其年代却很难追溯到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很可能只是新石器时代乃至历史时期形成的。仅有的一件象形雕像来自河南许昌灵井遗址,是距今大约13000年前后的一件由鹿角雕刻而成的小鸟,长2.1厘米,高1.2厘米,宽0.6厘米。研究者描述其翅膀部位有清晰的线条,足部雕刻对称的凹槽形成平稳的底座。

如何解读早期艺术

旧石器时代的象征行为归根到底是古人类原始思维的萌芽式再现,对于这些表现形式可以从其表现内容上进行艺术解读,也可以从表现形式和制作方法上进行科学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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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孤山与水洞沟遗址出土的串饰

科学解读主要聚焦于判定这些遗物或痕迹的人工属性、形成过程和所处时代。有学者通过实验及扫描电镜显微观察等方法,辨识出一些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的刻划痕迹并非人为有意识形成,并且通过实验,为鉴定刻划行为的姿态、工具以及运动轨迹提供了一系列标准,并根据这些标准辨识出法国旧石器时代晚期一些灰岩砾石上的痕迹是后期沉积过程中形成的,另一些则主要是用右手从左至右快速多次刻划。这一认识推翻了之前认为这些痕迹是缓慢、累计形成的传统观念。近年来对串珠的染色、制作方式、穿系方式等领域,也越来越多地采用模拟实验、染色成分分析、形态对比等多种手段,确认这些串珠上的染料并非后期埋藏过程中浸染,揭示了古人类制作和佩戴这些串珠的整个工作流程。除了碳十四测年方法外,铀系法也被更多引入岩画断代中。研究者对西班牙包括著名世界文化遗产阿尔塔米尔洞穴岩画在内的11个洞穴岩画进行采样,通过铀系法测定这些岩画的最早时代可以上溯至约4万年前;同样的方法应用于印尼苏拉威西岛的一些岩画,测得的年代也接近4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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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孤山与水洞沟遗址出土的串饰宁夏鸽子山遗址出土的串珠

艺术解读则更多倾向于对古人类认知能力和精神世界的探寻,因而这些解释不可避免地会带有强烈的主观意识,再结合对现代狩猎-采集人群的民族学资料对比,这成为当下最重要的解读方式。如对刻划痕迹的解读,大多学者认为其带有符号性质,具有简洁的象征表象功能,当需要在一定人群中快速传递信息或者在合作狩猎时交流信息、统计信息,这种刻划应该是最便捷的方式。而对于装饰艺术的解读则多借助民族学资料,认为其与群体认知、礼物、信息媒介甚至审美有关,但这种将民族学资料与旧石器时代考古材料的直接关联也因时代相隔太久远而受到诟病。对于属于象形艺术的雕塑和岩画,现有研究则更多从美学视角,分析这些艺术品的描绘对象。

由于考古材料的不完整性,特别是艺术与象征行为判别的标准不一,争议依旧在继续。目前考古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最新讨论主要集中于年代学框架下这些代表象征、艺术行为遗物出现的时间、地点和制作技术。随着越来越多相关遗物的发现,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也在日渐深化,有考古学家开始尝试结合进化心理学、神经科学研究从多学科角度探讨古人类的思维模式及认知,分析艺术的萌芽,追寻早期象征行为的起源与演化。(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图文转自:中国文物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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