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春秋三国 2019-11-30 13:35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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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恩怨是非,中国原子弹爆炸的内幕

上世纪60年代初,苏联单方面停止执行援助中国原子能工业及国防工业的协议,撤走全部在华专家,终止原定一切设备材料的供应。那时我国正值3年困难时期,全国上下举步维艰。这时,就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还要不要继续研制原子弹?

将军肚里能撑船

很多金庸的读者都知道,金庸曾经是《大公报》的记者。但是,很多读者不知道,金庸为什么离开《大公报》,更不知道金庸与《大公报》的激烈论战。

今年是中国核基地建设50周年纪念,关于核基地建设的种种,由于当年保密的需要,至今所透露出来的仍然是冰山之一角。《解放军画报》高级摄影记者孟昭瑞不仅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而且是那段历史的记录者。《中国蘑菇云》通过他的镜头并辅以他的叙述,实现了资料性与直观性、知识性与趣味性的有机结合,在带给读者视觉冲击的同时,提升读者对中国核事业的认知。  上马与下马,中央分成了两派  1960年的11月,张爱萍在西北导弹试验基地,成功组织指挥了我国第一枚国产地对地导弹的发射。转年,“大跃进”的恶果赫然显现。吃饭都成了问题,不能为多打粮有所贡献,反要花大量人力物力的原子弹,是不是要搞下去引起了不小的争议。这种争论不仅表现在国防科研内部,而且中央的一些部门在制订计划时也有所表现。到这一年的夏天,国防工业委员会工作会议在北戴河召开的时候,两种意见已经尖锐对立,形成了两军对垒的阵势。反对者的意见,理由似乎更充分,苏联公开宣布停止援助,技术上有很多困难,中国自己现有的工业基础太过薄弱,不足以保证原材料的供应,研制原子

对于这个问题,有的人反对继续研制原子弹,他们说:“国家目前太困难了,理应先搞好民生,暂停原子弹计划。再者说,苏联已经撤走了在华全部专家,单凭我们自己能不能研制出来还不一定!没有十足的把握,贸然行动那就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

—— 陈毅这样面对金庸的批评

从1947年到1957年,金庸曾经在《大公报》整整工作十年。这十年,对金庸来说无疑是宝贵的,在这里,他聆听了许多《大公报》前辈的教诲,尤其是亲自感知了《大公报》三巨头之一胡政之的人格魅力。1948年,金庸追随胡经之到香港创办港版《大公报》,当时,条件极为艰苦,金庸就居住在走道里,每天胡政之都要侧着身子走过他的床边。金庸很佩服胡政之“文章报国”“想代表中国读书人一点不屈不挠的正气”的思想。后来,胡政之病重回上海治病,金庸曾无限依恋地问胡政之:“先生还回来吗?”胡政之去世之后,金庸撰文《再也听不到那些话了》,深情怀念胡政之对他的教导。胡政之曾让金庸多读一些历史与经济方面的书,这成了金庸终生读书的指南。短短一个月的相处,胡政之的言传身教令金庸受益终生。除此之外,《大公报》的许君远、杨厉樵等人的教诲,也都令金庸受益良多。

弹的困难太大。国家整个经济形势困难重重,各方面都要钱,而搞“两弹”花钱多,实在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如果硬拿,不仅影响常规武器的研制生产,而且会拖累国民经济的发展。最好的办法是暂时下马,等国家经济好转后再上,各方面的条件和准备也可以更充分。形象的说法是,不能为了一头牛,而饿死一群羊。这样的意见,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下,为多数人所赞同。但赞成“上马”的人的意见,是从战略上看问题,认为值得为长远的核盾牌多些投入。暂停只会使已经建立的基础废弃,队伍解散,再上马等于从头再来,这并非解决问题的办法。  张爱萍回忆说,政治局开会,有些人提出上马,也有些人提出下马。有一部分人说,苏联专家撤走以后,我们的科学技术不行,再加上建国刚开始不久,我们的工业还落后,没有苏联的技术援助干不成,所以要下马。又不能不搞,又说等我们国家初步建设起来后再搞。另一部分就主张上马,主要是陈毅、聂荣臻、叶剑英、贺龙等几个元帅。  如果将争论的双方划成阵营的话,军方的态度是鲜明的。陈毅元帅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的话很具有代表性:“中国人就是要把 裤子当了,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这句话虽然广为人知,但与陈毅针锋相对的接下来的一句话却不为人所知:“老总啊,你还是把裤子提上吧,光着屁股是搞不了原子弹的。”这样的话在没饭吃的年代,并不难理解,更不能说是完全错误,但在原子弹成功后,似乎被有意掩盖了。  刘少奇则建议把原子能工业的基本情况搞清楚了再确定。据张爱萍回忆,他在华东军区的老上级陈毅专门找他交代调查任务。张爱萍的态度也很明确,“再穷也要有一根吓人的打狗棍”。但他对陈老总说,自己只知道皮蛋、鸡蛋、山药蛋,不懂原子弹。这就是张爱萍的性格,实话实说。张爱萍当时主抓的是核基地建设,核研究的事有人在抓,他不愿意掺和。再说毕竟知根知底,说话也随便些。陈毅的话说出来也很直接,不懂你不会学啊?谁一生下来就会?言下之意,你不能光为原子弹研制搞后勤,该你出头的事,你得出头啊。说归说,下级服从上级是部队的传统,张爱萍不能拒绝。再说了,陈毅也不仅代表他个人,他是代表中央在点将。也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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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诗依

《大公报》十年,还是金庸拥有美好记忆的十年。在《大公报》,他结实了罗孚、梁羽生、陈凡等好友。金庸、梁羽生都酷爱围棋,加上聂绀弩,三个人常常凑在一起下围棋,一下就是几个小时。有时,因为下围棋,聂绀弩计划中的社评也取消了。这个时候,金庸在报上撰写了大量内容丰富的文章,开始了武侠小说创作,和梁羽生、陈凡开了“三剑楼”专栏,后来,这些文章结集出版,书名就叫《三剑楼随笔》。良朋相伴、事业起步,一切的一切,都显得那样美好。

而以开国元帅陈毅为首的“上马派”,则坚持要把原子弹搞下去。他们说:“我们现在每天都受到核威慑,导致不能安心搞生产,大大增加了国防开销,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有了原子弹,这些问题自然迎刃而解。而且,搞原子弹和搞好民生可以一起抓,并不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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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金庸最终还是离开了《大公报》。金庸离开的原因显得扑朔迷离。很多人喜欢那个香艳的传说,金庸为了追求夏梦,离开《大公报》,加盟了长城。其实,传说只不过是个传说,金庸对夏梦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只是后来的一些猜测,也许确有其事,但绝不会是金庸离开《大公报》的真正原因。透过多年的历史回看,结合金庸无意中透露的点点滴滴,可以看出,金庸在《大公报》转向后受到的种种约束,才是导致金庸离开《大公报》的最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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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因为当时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一句“当了裤子也要造核子弹”的话,香港《明报》刊发了由金庸执笔的题为《要裤子不要核子》的社评,随后引来《文汇报》、《大公报》、《新晚报》、《商报》、《晶报》为主的香港五大左派报纸的围攻,掀起一场论战。

离开《大公报》两年后,金庸创办了《明报》。《明报》创立之初,定位不过是娱乐服务型的小报,后来被时势推动,逐渐发展成为香港的一家顶级报纸。《明报》当然不等于金庸,但很大程度上,《明报》的成功就是金庸的成功。有趣的是,《明报》发展最大的契机,恰恰是金庸与《大公报》的论战。

为此,陈毅元帅还说过这样一句著名的话:“中国人就算把裤子当了,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反对的人幽默地说道:“陈老总啊!你还是把裤子提上吧,光着屁股是搞不了原子弹的。”然而,对于陈毅元帅的这句话,身处香港的金庸老先生却有不同看法。

这场论战,就是有名的“核子与裤子”之争。后来的所有金庸传记,都绕不过描写这场笔战,因为它无意中成就了《明报》,使其发行量、影响力与广告均大幅攀升,一跃而成为香港的主流大报。

金庸和《大公报》的论战,可以追溯到“人潮事件”。三年困难时期,由于粮食困难,大批大陆难民涌入香港,成了香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当时,以《大公报》为首的左派报纸达成了默契,对于相关事件不予报道。金庸出身《大公报》,虽然已经离开,还是和左派报纸保持了良好的关系,而且左派阵营中朋友众多,报道相关事件会得罪不少朋友,金庸决定置身事外。但是,事态的发展让他很难面这么重大的事件视而不见,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当年从胡政之那儿接受的的思想开始在他内心慢慢抬头,他决定,不仅报道相关事件,而且积极组织人道主义援助。不仅如此,他还旗帜鲜明地批评大陆当时援助非洲粮食的政策,认为当老百姓还没有粮食吃的时候,却拿出大量粮食援助外国,实在不合适。此后,金庸还陆续发表文章批评大陆的大跃进、浮夸风,并因此与曹聚仁论战。这一切,都加深了他与《大公报》之间的隔阂,不过,双方的矛盾并没有公开。对于金庸来说,一个好消息是,报纸发行量因此翻番,达到了四万分,成了知识分子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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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战以左派报纸的突然鸣金收兵而告结束。个中原因,多本金庸传记中都提到过,是时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的廖承志做了叫停。他对五大左派报纸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认为它们做得过火,不会讲道理。廖承志并告诉当时指挥围攻《明报》的港澳工委的负责人,就连《明报》社论的批评对象陈毅副总理,都对五大左派报纸的做法有意见。不过,陈毅的具体意见为何,关于金庸的所有传记都语焉不详。

金庸与《大公报》论战,直接原因是大陆的核试验,导火索则是时任外交部长陈毅的一个比喻性的说法。当时,苏联的赫鲁晓夫讽刺中国经济贫困,说如果勉强造原子弹,人民将会连裤子也没得穿。1963年10月28日,陈毅在接受日本记者的采访时谈到,不管中国有多穷,“当了裤子也要造核子”。日本媒体纷纷报道了“宁无裤子,也要核子”的说法。10月30日,《明报》发表了金庸撰写的社论《宁要裤子,不要核弹》,其中说到:“一个政府把军事力量放在第一位,将人民的生活放在第二位,老实说,那绝不是好政府。我们只是希望,这只是陈毅一时的愤激之言,未必是中共的真正政策。不知陈毅是否了解,一个人民没有裤子穿的国家,即使勉强制造了一两颗原子弹出来,这个国家也是不会强盛的,而这个政府是一定不会稳固的。请问几枚袖珍原子弹,有何用处?还是多做几条裤子让人民穿吧!”

当时金老先生在他的《明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为《要裤子不要核子》:“大陆一位负责首长居然说‘即使中国人民全部无裤,也要自拥核子武器’,这句话在我们听来,实在是不胜愤慨。一个政府把军事力量放在第1位,将人民的生活放在第2位,老实说,那绝不是好政府。

最近,读到金尧如的系列回忆文章,不但得以完整了解陈毅对《明报》批评自己的社评的反应,更了解到一个重要事实,即叫停左派报纸停止围攻《明报》的,实际上是陈毅,而廖承志不过是奉陈毅之命行事。金尧如为新华社香港分社第一任社长乔冠华的助手,后来担任香港《文汇报》总编辑,负责中共在港的宣传工作,与廖承志、陈毅、周恩来等中共高层多有直接、近距离的接触,他的回忆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与权威性。

此论一出,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左派报纸群起而攻之。不过,到此时为止,左派报纸还给金庸留了一定情面,没有对其指名道姓地批评。大陆原子弹实验成功后,1964年10月16日,金庸又发表了《中共爆炸原子弹的评论》,认为“决不认为这是中国人的光荣”,23、24日,接连发表社论《核弹是一种罪恶》、《赞成全面销毁核弹》。这一次,左派报纸没有犹豫,10月25日起,《大公报》接连发表文章《略揭最恶毒反华的<明报>的画皮》、《<明报>主笔的罪恶》、《<明报>何以妖言惑众》、《光荣轮不到他们头上》等文章,指名道姓地对《明报》和金庸进行批评。10月27日,金庸在题为《批评中共就是反华?》的社评中,提出质问:“反对政府的某些措施,反对执政党的一些做法和主张,是反对国家?人民有没有批评政府或执政党的权利?我们的批评可能是错的,但我们坚持有批评的权利。”金庸的辩驳招来新一轮的围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梁威林亲自布置,左派报纸悉数上阵,《大公报》当然更是首当其冲。他的老朋友陈凡也以“张恨奴”为笔名,写了《<明报>的妖畜和妖术》(10月28日、29日)、《再谈<明报>的妖言和妖术》(11月1日)分三次刊登,对金庸进行了激烈的批评甚至是谩骂。金庸也毫不示弱,从11月26日起,连续22天在《明报·自由谈》撰文反击《大公报》漫天的批评。“十年萍散”,陈凡当年送给金庸的词,无论从金庸和《大公报》的关系还是从金庸和陈凡的关系来看,都像是一语成谶!

不知陈毅是否了解,一个人民没有裤子穿的国家即使勉强制造了一两枚原子弹出来,这个国家也是决计不会强盛的,而这个政府是一定不会稳固的。大陆制造原子弹,不知是什么用处?能去轰炸美国吗?能去轰炸苏联吗?当这些光屁股的人民造起反的时候,能用原子弹将他们一一炸死吗?

对于陈毅,金尧如抱有发自肺腑的敬意。他在回忆中写道:“这位元帅,领军谈兵,确有六韬三略之才;论世致治,并有政通人和之功。”而陈毅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甚至是相反意见的气度与工作作风,尤使金尧如心折。

尘埃落尽。今天,再回头看这一场笔战,看金庸和《大公报》的恩怨情仇,我们会感到,金庸当时坚守的原则和传统,恰恰是《大公报》张季鸾提出的“四不原则”和他从胡政之那儿接受的“文人论证”传统。令人感到吊诡的是,这一次论战的对象,是曾经代表这些原则和传统的《大公报》。当然,当时的《大公报》,早已不是曾经的《大公报》了。金庸的这些言论,实际上不过是儒家“民为贵、社稷为次、君为轻”的现代表述。这样的言论,在当时受到了激烈的批评,当然,也有不少拥趸,这一事件导致了报纸发行量的进一步飙升。今天,这些言论估计还会受到丝毫没有减弱的批评,当然,也还会有不少的人会有共鸣。上世纪90年代曾经在网上大骂金庸小说的作家王朔,近来的言论就有点这种倾向,不过还是王朔式的表达罢了。这样想来,王朔和金迷之间二十年前在网上的那场论战,竟然也感到恍若隔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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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尧如笔下,行伍出身的陈毅,面对被左派报纸骂为“汉奸”“走狗”“造谣生事”的金庸对自己的尖锐批评,表现出一派大度能容的理性与智慧。其磊落襟怀与开明思想,半个世纪之后,仍然令人缅想。

最后,说一句闲话,金庸的《倚天屠龙记》正好就连载在这个时间,想一想张三丰和少林寺之间复杂的恩怨情仇,想一想小说中少林寺的种种人物、故事,会不会产生新的感觉。

当英法联军攻打苏伊士运河时,英国早已拥有核子武器,但苏联一声恫吓,说要以飞弹轰炸伦敦,英国只好乖乖地收兵。大陆再努力10年,也决计赶不上英国在攻打苏伊士运河时的核子成就,请问几枚袖珍原子弹,有何用处?还是让人民多做几条裤子穿吧!

“《明报》那个查先生”

那陈毅元帅和金庸老先生说对谁错呢?其实,他们都是对的,都没说错。只不过两人的侧重点不同,陈老总把国家放在了首位,有忧国思想;而金老先生则把民放在了首位,有忧民思想。当然了,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显然是陈毅元帅的论点更为实际,也更具有全局观。

1964年底,金尧如去北京开会,讨论下一年度的香港报纸工作方针和部署。会后,廖承志作东,到华侨大厦吃狗肉。廖承志问陈毅是否有兴趣同去,陈毅说:“吃狗肉,怎么可以忘了我这个屠狗之辈啊!去,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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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间,陈毅告诉廖承志、金尧如等人,自己是通过内参知道自己被金庸点名批评的。他的第一反应是:他向我这个吵架出名的外交部长叫战了!

​事后,陈毅元帅积极接受了金老先生不同的看法,亲自道歉说:“我的话太片面了,非常不妥,我同《明报》查先生的社论,两家的话合起来,就全面了。今后,我们要努力做到既有裤子,又有原子弹!”(喜欢的话多多关注,多多点赞,多多收藏,转发和评论,谢谢!本人其他文章也很精彩,欢迎品读!)

金庸的“叫战”,发生在前一年。1963年的《明报》,已经创刊4年,创业初期的艰难已然挺过,报纸凭借金庸的武侠连载、生动活泼的专栏以及言之有物的评论,开始在香港报业市场上崭露头角。创办4年来向以稳健风格示人的《明报》,要显露锋芒了。

恰在这年10月,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北京接见日本记者团时,发表了这样一番讲话:“帝修反有原子弹、核子弹,了不起吗?他们如此欺侮我们。他们笑我们穷,造不起。我当了裤子也要造核子弹!”陈毅讲这番话时,金尧如也在场。他在回忆中说,陈毅的这番话,一时大振中国之人心。

然而没有想到,陈毅话音才落,《明报》就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为《要裤子不要核子》,不但观点与陈毅针锋相对,而且用语尖锐,毫不客气。其中写道:

中央一位负责首长居然说到“即使中国人民全部无裤,也要自拥核子武器”,这句话在我们听来,实在是不胜愤慨。一个政府把军事力量放在第一位,将人民的生活放在第二位,老实说,那绝不是好政府。我们只希望,这只是陈毅一时愤激之言,未必是中共的政策。

不知陈毅是否了解,一个人民没有裤子穿的国家即使勉强制造了一两枚原子弹出来,这个国家也是决计不会强盛的,而这个政府是一定不会稳固的。中共制造原子弹,不知是什么用处?能去轰炸美国吗?能去轰炸苏联吗?当这些光屁股的人民造起反的时候,能用原子弹将他们一一炸死吗?当英法联军攻打苏伊士运河时,英国早已拥有核子武器,但苏联一声恫吓,说要以飞弹轰炸伦敦,英国只好乖乖地收兵。中国再努力十年,也决计赶不上英国在攻打苏伊士运河时的核子成就,请问几枚袖珍原子弹,有何用处?还是让人民多做几条裤子穿吧!

金庸一生最崇敬的报人是张季鸾。尽管他1948年加入《大公报》时,张季鸾已经辞世6年,他在《大公报》主要从事的不过是英语国际电讯广播并翻译,但从金庸独立创办《明报》之后所撰写的一系列评论看,离开了《大公报》的他,才堪称《大公报》真正的衣钵传人,《大公报》“三巨头”标举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办报理念,深植其心中。即从他执笔的这篇《要裤子不要核子》的社论看,从精神气质到行文风格,都令人想起张季鸾的言论风采。

出乎金庸意料,这篇社论在左派报纸中激起强烈愤慨。当时,陈毅关于中国要制造原子弹的话,显示的不仅是当政者的意愿,即令一般民众,也感到欢欣鼓舞。到1964年10月成功制造出原子弹时,从上到下,更是一片欢腾。胡乔木在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曾写下《菩萨蛮》五首,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其中一首写道:“神仙万世人间锁,英雄毕竟能盗火。霹雳一声春,风流天下闻。风吹天下水,清浊分千里。亿众气凌云,有人愁断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写作这篇社评的金庸,当然也难免被划入“断魂”的阵营,显得格外不合时宜。

在新华社香港分社领导人的命令、部署下,香港五大左派报纸《文汇报》、《大公报》、《新晚报》、《商报》、《晶报》迅即展开了对《明报》的批判。一时间,“汉奸”“走狗”“卖国贼”“造谣生事”“反共反华”“亲英崇美”“背叛民族”等大帽子劈头滚滚而来。金尧如回忆,当时还计划在广告与发行方面对《明报》予以打击,包括让他去找发行五大左派报纸的邝拾记,要这家公司停止发行明报。但金尧如认为,发行报纸是生意,虽然他本人与邝拾很熟,常在一起打麻将,但不能将他的生意和左派的政治混为一谈,此议遂作罢。

这场“裤子与核子”之争,从1963年10月延烧到1964年底。双方杀得天昏地暗,风云变色,高潮时,《明报》曾拿出一整天的版面进行论战。当然,与自己过去的东家、朋友,且在《明报》创刊之初曾予其很大帮助的《大公报》激战,令金庸十分感慨。当时他正在写作《天龙八部》,在小说中,他借主要人物之口表达了自己的悲怆感受。

然而,到了1964年底,发起论战的左派报纸却戛然收兵。而其背后的原因,正是被金庸炮轰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对“《明报》那个查先生”及其观点,与中共领导下的香港左派新闻战士抱有大相径庭的立场。

“我同查先生的社论合起来,就全面了”

狗肉宴上,伴着绍兴加饭酒,陈毅议论风生。原子弹的刚刚爆炸成功,让一年前发出“我当了裤子也要搞出原子弹”的他豪情万丈。他首先坚持中国制造原子弹的立场没错,因为赫鲁晓夫和美国都在看中国笑话,认为中国很穷,科学又不发达,怎么搞得起原子弹?“搞个鸡蛋给来看看吧!”他们这样嘲笑中国。在陈毅看来,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能够“叫他们清醒清醒:瞧不起我们中国人、欺侮我们中国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是美国苏修逼我们上梁山的。”

接着,话锋一转,陈毅承认,作为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自己一年前讲的当了裤子也要造原子弹的话,确实有点片面性和绝对化,因为穿裤子还是最重要的事。他说:“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有什么民族尊严呢?国家的安全有什么保障呢?我们共产党有什么伟大、光荣呢?再说,有了核子,没有裤子又怎么打仗啊!”

陈毅认为,《明报》的社评有一半是对的,但“不要核子”这句话也有片面性,也是绝对化。“我同《明报》那个查先生的社论、两家的话合起来,就全面了。今后,我们就要努力做到既有裤子,又有核子!我说裤子,当然是个比喻,就是要做到中国人丰衣足食,手上还有个不大不小的核子弹。”

陈毅的这一番话,生动地证明了不同声音、不同思想存在的价值。显然,金庸在社评中表达的民本主义思想提醒了他,甚至影响了他,使其认识到自己讲话中的偏颇。陈毅将讲话修正为“既有裤子,又有核子”,而不是“既有核子,又有裤子”,说明他对金庸社评中表达的民生优先理念是认同的。

更可贵的,是陈毅对宣传的清醒认识。当金尧如告诉陈毅,香港爱国报纸都大赞他的“当了裤子要核子”这句话道出了中国人的志气时,陈毅摇头说,自己的话只得左派报纸的捧场,未必对头。对于个中逻辑,虽然陈毅没有直接论述,但并不难索解——左派报纸多是共产党出钱办的报纸,自己的报纸当然往往无条件地拥护党的政策、领导人的讲话,然而,如果一项政策或者一个领导人的讲话,只能得到自己办的报纸的欢呼,轻点说是自娱自乐,严重地说,会很危险,因为没有了批评者,错误将得不到纠正——“未必对头”,显然舍此应无别解,接下来陈毅对同席诸人讲述的一个故事,可以佐证这一判断。

抗战时,陈毅在苏北带领新四军,国民党有个郝鹏举师长投向汪精卫做了伪军,带兵打家劫舍,被陈毅的手下生擒。陈毅对郝鹏举说:你既然投了敌伪,就应该向敌伪要饷银,向汪精卫要嘛!怎么向中国老百姓抢钱抢粮呢?不料,郝鹏举说,你讲得好听,你这个共军弟兄还不是也有偷鸡摸狗的?这句话,让陈毅愣住了。他说,自己后来查了,下面确实有些小兵肚子饿了,嘴馋了,于是干起偷鸡摸狗的勾当。经过教育,也就改了。陈毅讲这个故事,寓意显豁,表达的是对不同声音存在价值的认可。

陈毅坦陈,批评、反对意见,总是不好受的,反对派总是够讨厌的,但是,“我们这个党会打仗,会专政。现在大权在握,势不可当。但一旦你搞错一个对象,出口骂人,出手伤人,那可不得了。就会犯大错。”他告诫金尧如,作为共产党的政论家,对待善意批评固然要学“禹闻善言则拜”,即使有不正确的意见,或者恶意攻讦,也要分析,无则戒之,有则加勉。例如他自己看《明报》社论对他的批评,“也分析他这个武侠小说家有没有点中我的穴道,正中我的要害。”“只要不是不共戴天的仇敌,他若骂得我有道理,我当他是挚友、诤友。”

陈毅一席话,听得金尧如五体投地,如坐春风。在回忆文章中,金尧如还详实地记录了围绕在香港如何办好共产党的报纸这一问题上,陈毅虚心接受他及知名新闻人李侠文、李子诵等人的建议,当即放弃自己观点的故实。几十年后,回首前尘往事,陈毅面对批评意见与不同思想时所表现出来的气度与智慧,仍然使金尧如钦佩不已,感慨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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